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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
2020年04月12日 20:53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ast and Today: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作者;雷纳·温特/蔡嘉慕·阿齐佐夫

  作者简介:雷纳·温特(Rainer Winter),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媒介与传播科学学院教授,德语世界媒介与文化理论领军人物,在中国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著述丰硕,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判的文化研究》(2001)、《网络上的抵抗》(2010),以及《文化研究的未来》(2011)。蔡嘉慕·阿齐佐夫(Zeigam Azizov),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媒介与传播科学学院,艺术家、散文家、哲学家。

  译 者:李开,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原发信息:《文化研究》(京)2018年第201834期

  内容提要:斯图亚特·霍尔谈到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初期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重要作用和葛兰西传统意义上的介入思想,回应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误读,分析了艺术、流散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关于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讨论所存在的误区和问题。

  Stuart Hall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ith sociology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in Birmingham,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r culture,discusses the idea of intervention in the tradition of Gramsci,responds to the misreading of Cultural Studies,analys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rt,diaspora and migration,and points out the miscon-cep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modernization,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关键词:文化研究/大众/理论/介入/全球化/Cultural Studies the popular theory intervention globalization

  标题注释: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情势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Y201839275)的阶段性成果。

  访谈背景介绍

  我们的访谈是在斯图亚特·霍尔夫妇的家里进行的。那是2008年1月21日早上,我既激动又充满期待。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研究以及霍尔思想的研究。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评的文化研究》(2001)重建了文化研究自其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的发展史,分析了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特别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作为社会学家,对我和我的研究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社会学。

  我与蔡嘉慕·阿齐佐夫(Zeigam Azizov)、伊丽莎白·内德尔(Elisabeth Niederer)一起去拜访霍尔。蔡嘉慕?阿齐佐夫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艺术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已在伦敦居住多年。伊丽莎白·内德尔是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她正在克拉根富特大学做关于贫穷文化的博士论文。那天下午特别令人难忘,我们觉得特别有收获,特别兴奋。在霍尔家的客厅里,霍尔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泡茶,提供点心。与我之前遇到的一些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尽管霍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却是一位特别谦虚、特别能理解别人的人。他对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更多。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对话和互动就特别舒服。这样的谈话特别难得,我们心底希望能够永远进行下去。

  蔡嘉慕·阿齐佐夫整理了这个访谈稿,但它只是我们那天下午谈话的一部分。斯图亚特本想对文稿进行修改,不幸的是,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访谈能够发表。斯图亚特在去世前不久同意并鼓励我们发表这个访谈。非常感谢您,斯图亚特!

  雷纳·温特

  沃尔特湖克拉根富特市

  2017年7月

  一 文化研究的形成

  雷纳·温特(下文简称“温特”):斯图亚特,首先,我想问你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对于您本人的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形成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有多重要?在德国,批判理论的观念经常被等同于这个学派的思想……

  斯图亚特·霍尔(下文简称“霍尔”):由于各种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并不那么重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文本没有被翻译。而且很多人不会说德语。所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之初,我们并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文本。我们不了解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著作,也不知道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Adorno,T.W.et al,1950)是一本很好的书,但这本书不是阿多诺的经典文本。后来,我们读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时期的作品。我们说的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我们并没有太多涉及哲学。我们有从事历史学、图像艺术理论、语文学研究的人员,但没有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也思考过英国语言哲学的状况,但不喜欢欧陆的形而上学。读德国的形而上学,比如海德格尔,就会在哲学的迷雾中走失。我们没有读太多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哲学,比如,J.L.奥斯丁(J.L.Austin)。后来,我们对他们都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早期的文化研究没有成为一个哲学领域的原因。你应该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当我们进入政治问题之时,我们通过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才与哲学相遇。他对某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特别深刻。后来,我们才得到他的一些书。当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之后,我们才明白,文化研究是一项多么严肃的工程。这是历史中失去的瞬间(moment)。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很多,包括德国社会学,曼海姆、韦伯,但在哲学方面就不是这样。这确实是早期文化研究的弱点,但也有优点:可以帮助逃离理论的空谈。

  雷纳: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文本看,如《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显然,德国文化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起初备受关注。

  霍尔:是的。韦伯特别重要。我们这样看待他的著作:我们把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一起视为现代社会学的三部曲。涂尔干和韦伯被纳入社会学的方式十分特别。在文化研究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是在对社会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对社会学。我们读过涂尔干的方法论著作,韦伯的著作和书信,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传统的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没有因循守旧地解读韦伯,我们对涂尔干的解读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批判地解读了《自杀论》(1897)(Durkheim,1951),但是,激起我们兴趣的是它的政治偏向。因为我们没有接受社会学训练,所以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解读。我们唯一所用的社会学是美国的阐释传统,但是我们也对欧洲关于劳动的社会学感兴趣,而且欧洲社会学本身哲学味十足。另一方面,我们对韦伯感兴趣,因为他鼓励我们批评现有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理解韦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的理解是,韦伯特别关注与资本主义历史有关的问题,这与马克思的基本关切多有重合之处,而且韦伯还开启了很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读、所教的文本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Weber,1930)。这本书写道: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变革当然存在,但问题是,早期资本主义是如何占有人民的主体性的。所以,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文化问题。而且他关于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作用的分析十分有见地。当然,我们借鉴韦伯的方式不止这些,我们借鉴韦伯的观点但不是成为韦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摘取所阅读、借鉴、汇编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有些取自社会学,有些不是;有些取自理论,有些不是,“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概念并不纯粹。

  从概念上讲文化研究一直都很弱。我的研究非常折中,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从来不是韦伯式的,从来不是葛兰西式的,也从来不是阿尔都塞式的。在《读资本论》(1965)(Althusser,1970)中,阿尔都塞指出:“理论是完全自治的。”有一种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葛兰西,我并不认为他关于葛兰西的所有说法都正确。但是,我明白,我与这些人都有紧密关联,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例如,从葛兰西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也拒绝一些东西。最明显的是我借用马克思的方式:我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后来才进入其他领域。人们说,你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这并不对,因为我从来都不是经济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不是经济还原论者。我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些东西,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用于分析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就足够了。发展这些大人物的理论的方式之一就是与之展开争论,从中借鉴有用的东西。在这一阶段,文化研究中心也是这样做的。

  温特:直到20世纪六七十70年代,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一直在社会学领域占据主导位置。我作为社会学家,从您对他的批判中深受启发。您呈现出不必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也可进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霍尔:是的。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很像结构功能主义,在英国社会学中非常流行,战后取代美国社会学成为主流的社会学理论。英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在英国,学者们跟随美国而不是欧洲的社会学发展趋势。所以帕森斯特别重要。他确实赋予文化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有三种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性格系统,尽管他没说文化是什么。他说在社会系统中有一种工作,特别是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你需要读《自杀论》(1897)(Durkheim,1951)和《社会学方法规则》(1895)(Durkheim,1964),但是,不要在意他关于唯心主义文化观的东西。那么,他所说的东西中没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象征符号,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相关论述。例如,对我来说,列维—施特劳斯以及他对此类社会现象的解读很有意思,但是帕森斯处在另外一边。我必须去看帕森斯的理论,是因为英国社会学在走向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文化路线。

  温特:还有其他两种不属于主流的社会学路线,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构成至关重要:阐释社会学和查尔斯?莱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研究。

  霍尔:我深受米尔斯影响。我跟他很熟,在新左派时期,他经常来英国,随后他去了古巴。1962年他写过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他也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f Miliband)[现任外事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的父亲]的好友,拉尔夫是一位好战分子。米尔斯是他很亲密的朋友。他骑着摩托车去过苏联。他写过一本书,书名是《白领》(1951),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重要,这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一本书。我对他写的另一本书《权力精英》(1956)也很感兴趣。这是在文化研究中心之前的事情。在主体性、阐释学、社会互动论、符号互动论方面,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是美国社会学一种潜在的传统。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青年文化的所有研究工作,以及后来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符号互动论的产物。我们把它当作“次要的传统”(the subaltern tradition)。它并不声称能够揭示全部真理;它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了符号意义问题、表征问题、主体性以及社会立场等问题。这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没有互动论传统,《通过仪式抵抗》(1976)以及后来的《控制危机》(1978)就无法完成。

  温特:您已将互动论传统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彼特?L.伯格(Peter L.Berger)和汤姆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发挥什么作用?

  霍尔:我们确实读过知识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知识社会学或许是更社会化或社会学化的看待文化和观念的方式。但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所吸纳的观点是,任何社会行动都以意义为媒介,并不是说人们真正意识到意义是什么,而是说,任何社会行动都要受到特定的文化观念的调节。马克思最早说过,任何建筑师的意义都超过最灵巧的蜜蜂,因为蜜蜂只是按照本能来建造,而建筑师根据计划来建造。建筑师头脑中的东西与其行动一致。社会行动既包含社会维度也包含符号维度,这就是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在这方面,美国意义上的符号互动论比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讲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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