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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之道:文化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重新政治化
2020年03月31日 20:49 来源:《学习与探索》 作者:常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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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Ways of Representation:The Re-politicization of Cultural Theor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作者简介:常江,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常江,1982年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原发信息:《学习与探索》018年第201812期

  内容提要:再现(representation)是当代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当下,文化理论越来越呈现出去政治化倾向,这一倾向是导致文化理论对人类社会总体变迁过程日趋解释乏力的重要原因。重建以“再现”为内核的批判性文化政治既是中国当代文化理论建设免于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也对中国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构建与西方对话、抗衡的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首先,再现理论为当代社会领域中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现象在某些具体语境中的脱节提供了直接的解释。其次,再现理论将使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避免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陷阱,进而失去建构同西方文化对话与抗衡的话语体系的动力。此外,再现理论为全球传播格局中不同层次、语境和领域内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般性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再现理论(representation)/文化理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全球化/霍尔/福柯

  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译“表征”,是当代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围绕着“再现”而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和方法论体系,也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20世纪60年代由一种经验主义色彩强烈的英国本土研究旨趣转变为一个受到国际学界广泛认可的独立学术领域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文化研究尤其是其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对后现代主义的几乎是不加批判的迎合[1]86,文化理论几乎沦为对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差异身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背书。从90年代中期起,诸如“身份”(identity)、快感(pleasure)这样的关键词逐渐取代“权力”(power)成为文化理论的中心主题[2]2,加速了文化理论的去政治化;而对“权力”的关注和分析恰是再现理论得以为继的观念基础,亦即,普遍性的权力的存在是文化再现机制得以运转并对社会体系施加强大影响的前提。

  然而,正是在当代文化理论由对结构问题的关注全面转向对个体经验的推崇的时期,霍尔于1997年编辑出版了题为《再现:文化再现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的论文集,并于其中撰写了一篇总论性的文章《再现的机制》(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令“再现”这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概念重回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借此全面重温并再一次强化了文化理论对一般性的不平等结构的关切和批判。由此可见,再现理论的存在和发展,及其在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存在方式,成为左右当代主流文化理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事实上,直到现在,主流文化研究学界对于“再现”及“再现理论”的内涵仍未做出清晰的界定,遑论达成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共识。这一含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研究强大的经验主义基因在与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时,反复对后者进行审视和抵触,并始终与后者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学术史的话语倾向导致的。如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指出的:“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总体来说是一种本能,时常采用回避理论的方式抵制理论化的努力。”[3]一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长期参与欧洲左派学术运动的霍尔本人,甚至做过如下自相矛盾的表述:“在消除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抵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在欧洲思想的外围绕圈,就是为了不轻易向当时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条件的投降。”[4]尽管霍尔执掌伯明翰学派时期被认为是文化理论全面马克思主义化的巅峰时期,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文化理论对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仍然持有相当明显的怀疑态度。是否将权力关系置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始终是决定文化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具有多大程度的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本文主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深入挖掘当代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思想体系中关于“再现”的相关论述,廓清这一对于理解当代全球文化至关重要却一直受到忽视的理论体系的内涵。其次,剖析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语境之下,再现理论对文化理论的重新政治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在再现理论的当代发展状况中,探讨文化理论的“重新政治化”对于中国文化议题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而使文化理论回归其原初意图:对一般性的不平等结构的批判性审视和抵抗。

  一、文化再现理论的两个视角

  “再现”这一概念已长期存在于文艺理论之中,其字面意思是“使用符号来指代事物”,但在西方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中,“再现”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雕成人形的石像,也包括一部小说对若干位都柏林人一天之中日常生活的呈现”[5]。由于主流艺术史研究的非政治化倾向,再现通常并不被视为与一般性的权力结构相关,而更多是一种受创作者理性支配的符号创衍行为。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创造和使用符号来指代客观事物的能力是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6]。

  再现的概念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而进入文化领域的。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中,获得更多话语权的语言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开始赋予原本作为文艺创作理念的“再现”以社会和政治内涵,亦即再现不仅是本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使用语言和符号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意义生产行为,即以语言赋予事物以概念并为他人营造“有意义的世界”(meaningful world)的过程。简而言之,再现不但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或书写者、言谈者、绘制者主观意图的传达,更是对“有意义的世界”的生产和塑造,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实践。据此,霍尔追溯柏拉图对“再现”的政治功能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t)的再现理论,以区别于艺术史研究范式中的“反映式”(reflective)和“意图式”(intentional)的再现观[7]10-11;在方法论上,这种再现理论是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为主要分析方式的,即透过一种对近乎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的符号体系的分析,去揭示文本背后的“隐而未言之物”[8]。

  不言而喻,主流文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对艺术史领域的再现观的吸纳和改造,是建立在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承认一般性或普遍性权力结构的存在,若非如此,则无法解释“意义”的来源以及为何意义要被“建构”。对此,霍尔在7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一个由惯例、意义和价值组成的中心体系,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统治体系……人们组织这个体系并依照这个体系的要求生活。”[9]当社会中的一些个体或群体拥有掌控语言、符号和媒介的能力,他们便可以对他人的形象和身份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建构,那些“被再现”的弱势或边缘群体时常被呈现为某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s),从而“将差异(difference)简单化、自然化、固定化”[10]258。

  在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上,代表其正统的伯明翰学派在研究取向上从坚持纯粹的英国本土经验主义(被霍尔称为“文化主义”)到对主流欧陆思想体系尤其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拥抱这一范式转向,便集中体现在对“再现”问题的强烈关注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理论在国族(race/ethnicity/nationality)和性别(sex/gender/sexuality)两个维度上发力,围绕着“再现”背后的权力机制问题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国族再现领域,英国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通过细致繁复的文本考察,验证了西方主流文化将有色人种再现为问题人群、非主流的“客体”以及各种冲突中的受害者的现实机制[11];而美国学者们则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文化再现的效果进行测量,尤其关注新闻和流行文化在生成和扩散刻板印象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12]。在性别再现领域,正统女性主义全面接受了再现理论的政治化诉求,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被普遍认为是文化而非生物机制作用的结果,即通过语言和符号人为建构的意义差别——一种典型的再现机制[13];主流传播学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亦表明,流行文化在总体上将女性再现为一种“低级的、破坏性的、不现实的”性别,以维护一种普遍性的权力结构,即父权制,在社会中的宰制地位[14]。

  总体而言,经典文化理论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学派开拓及完善的再现理论体系建立在两个观念基础之上。第一个观念基础就是一般性权力结构的存在论,这种客观存在的权力结构是处于“文化之外”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种族主义还是父权制——必须通过科学的结构分析才能触及本质;而文化理论需要拥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观照,即将文化(语言、符号)视为人类揭示自身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工具或一条路径[1]82。第二个观念基础源于认识论哲学,那就是主体性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subjectivity),即承认存在可被认知的主体身份,这种身份是主体的自我认同与文化对其展开的再现实践之间相互冲突也相互妥协的产物,即如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所言:“关于自我的多元叙事不仅是语言自身意义变迁的产物,更是社会关系、语境与互动行为经由语言而相互作用的结果。”[2]30总而言之,“再现”是权力机制在文化领域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主要方式,是一个可以被认识、被分析、被批判的对象。在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眼中,考察“再现”是为了揭示隐藏的权力结构。

  再现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法国哲学家福柯,他在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系统地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权力问题,并提出了与文化研究不尽相同的再现理论。如霍尔所评价的那样:“福柯笔下的‘再现’一词比我们所使用的‘再现’一词意涵更为狭窄,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更为新奇也更有价值的再现理论。”[7]27-28

  首先,福柯不赞成意义在语言领域的可知性。在他看来,人们所生产和解释的关于对象的意义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确凿无疑的,而是一种“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之下的知识(knowledge)生产,是“斗争”而非“符号”带来的结果[15]114-115。福柯曾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详细区分了所谓的“权力关系”和“传播关系”:传播系统通过语言和符号对意义的生产和传输必然在权力的范畴内运作,而权力关系的践行却并不必然通过传播的方式[16]。比如监狱、军队或医院对人的身体的规制,就不是一种信息交换行为,而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权力技术学”[17]。在此基础上,福柯引入了“话语”(discourse)的概念,用于描述那种通过语言生产出了关于特定对象的知识的权力关系的实践。话语的实践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生产行为:它界定出知识的对象,决定了这一对象能够以何种方式被人们进行“有意义的言说及理解”,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对这一对象加以言说和理解的限制和禁忌[7]29。一些东西被再现为真理,一些东西被再现为禁忌,福柯称其为“真理的暴政”(regime of truth),即一切社会形态都有其自己关于真理的“一般性政治”,也就是说,某些类型的话语会被接受并被理解为“真”,另一些则会被界定为“伪”[15]131,而这些社会中的人正是通过话语来理解“处于文化中的自身”以及“自身关于社会、个体与共享意义的知识”[18]。正因如此,“再现”就不仅仅是对自我或他者形象或意义的指涉,更是使人类成为主体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它在形式上体现为形形色色的带有权力色彩的“知识”。除外在的文化与媒介形式之外,人的身体也成了再现发生的主要场所。在这里,福柯强调了主体(subject)一词的多义性:它既是名词(subjectivity),即个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又是形容词和动词(subject to/be subject to),即个体对权力关系的隶属和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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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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