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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研究焦点逐步转变
2018年05月11日 18: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吴楠 毛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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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它关注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以及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社区、各社会的文化异同,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及各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人类学有哪些新的研究进展?应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人类学研究?近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从跨文化和历史视角开展研究 

  人类学研究人的两种属性:生物性和文化性。研究人生物性一面的学问称为“体质人类学”,研究人文化性一面的学问称为“文化人类学”。

  “从微观而言,文化人类学一方面将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机体来研究,包括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要充分理解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复杂性,必须研究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人。从宏观而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世界各地各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演变、发展及其动态变迁的情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祁进玉说,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文化人类学这种跨文化和历史的视角,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

  “文化人类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介绍,19世纪中叶,由于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西方殖民地国家原始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因此,被大多数国家的学者称为“民族学”。20世纪初,美国学者开始以“文化人类学”取代“民族学”,英国学者则倾向于以“社会人类学”称呼“民族学”,而苏联、东欧和部分西欧国家及亚洲多数国家的学者,仍称研究民族、族群或社区的学科为“民族学”。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都开始以“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取代“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何星亮告诉记者,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人类学由主要研究原始民族过渡到研究文明民族;由研究异民族转向研究本民族。从研究内容和范围来看,文化人类学最初由主要构拟、复原史前史和原始文化,过渡到研究各民族面临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由主要研究后进民族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后来转向研究民族的心理、性格、文化功能、文化模式、文化结构、文化象征、文化生态等。

  祁进玉提出,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通信和信息科学领域的巨大变革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变迁也影响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引起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他们持续深入地观察因文化变迁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影响使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观念、教育、节庆礼仪、家庭结构、丧葬祭仪等各个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表示,目前,“海外民族志”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当下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新的增长点。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中国需要深入了解相关国家的文化、风俗等。此外,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也是当前的热点之一,如针对扶贫、医学、移民等方面的研究。

   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新方法 

  受访学者表示,我国文化人类学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研究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有待增强,有的调查前期准备不足,有的定性和定量调查分析不强,有的调查只重视收集文献和统计资料,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基础研究成果较多、应用研究成果较少等。

  对此,何星亮认为,应坚持学术自信,加强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批判,融贯中西、取长补短,并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人类学。他表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人类学,并不是排斥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而是要全面熟悉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了解其优点与不足,这才有可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方法方面,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结合,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相结合,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相结合。只有通过理论和方法创新,才有可能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祁进玉表示,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村”的概念成为现实,全球化的交通也更加便利,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成为这个社会的特征。所以,当代文化人类学学者应该敢于担当,直面复杂性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开展多学科协作与整合性研究。

  周大鸣认为,推进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提升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定位。现在我国人类学同时设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下面,但人类学同社会学和民族学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其次,文化人类学应多聚焦国际关系、族群关系、海内外移民等方面的问题。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运用。

  “科技至上主义的崇拜会加速人类社会的自我消亡,滋生越来越多的生态恶化与环境问题,甚至带来人类社会伦理层面的诸多危机。文化人类学家应从传统的‘异文化’社会的研究转型到对全球化背景下高度原子化、消费型社会的实证性研究与深入分析。”祁进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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