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跨学科 >> 社会与人文
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
2020年05月15日 18:01 来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爱娃·多曼斯卡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Paradigm Shift in the Contemporary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作者简介:爱娃·多曼斯卡,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人文科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客座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人文社会科学比较理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生态人文科学,出版《非传统历史:新人文科学领域对过去的反思》《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知识的理论问题》等专著、编著20部。近年代表性论文有《生态人文科学》《历史学的未来:后人文主义的挑战》和《元叙述的危机:一项后殖民研究个案》等,波兰 波兹南 61809

  译 者:张作成  张作成(1981- ),男,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Zhang Zuo-cheng  Zhang Zuo-cheng,Department of History,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原发信息:《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前沿趋势的诠释框架,已明显从建构主义和诠释主义范式(关系密切的新人文科学)转换到受不同形式后人文主义(后人文科学、生态或环境人文科学、生物人文科学)影响的非人类中心论和后西方范式。我的目的是辨识新兴的、可选择的诸多研究视角的特征。这些研究视角表明彻底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人类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观念的必要性,表明疏离自我崇拜、自我中心主义西方传统的必要性。

  The present argument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what I term the comparative theory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his theory allows me to examine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research trends,approaches,perspectives,and categories that result from and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oday's world.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of the avant-garde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shifted markedly in recent years from constructivist and interpretative paradigm(engaged,new humanities)to non-anthropocentric and post Western paradigm influenced by various forms of posthumanism(posthumanities; ecological or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biohumanities).My aim is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which suggest the need for a thorough rethinking of our notions of life,humanity,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onhuman,and for distancing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narcissistic egocentrism.

  关键词:历史研究/范式转换/新方法  historical studies/paradigm shift/new approaches

 

  用“范式转换”这一术语指称该主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空间中的战略定位,其诠释框架正在发生转换。理查德·罗蒂已论证,反表现主义解释使解释“硬”现象与“软”现象的区分无关紧要,“并未将知识看作对实在的准确了解,而是看作学习应对实在的行动习惯”[1](p.1)。尽管我并不主张将知识划归为其实践价值,当人文科学邂逅一个未曾面对的世界时,罗蒂的知识观念在当代可能有所助益。黛博拉·伯德·罗斯和利比·罗宾已观察到,在当今变动的世界中,缺乏知识或知识不完善,与其说是我们星球生命系统和生存的障碍,不如说是一个条件①。

  作为一个对认识过去不同方式和过去不同知识感兴趣的学者(注:我努力避免将过去称为历史),我一方面将思考置于人文科学“生态化”和“自然化”过程之中。这个过程由声誉日隆的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生态学)、大数据、模型和典范、与确凿现象相连的经验方法、证据与证明引起;另一方面,将思考置于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死去的与健在的,以及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与其余地区”之间关系的非二元论处理中。我关注移民、再度发生的大屠杀、恐怖主义,以及日益增长的暴力现象和生态危机、气候变化与物种灭绝。不久前,我意识到用人文社会科学和历史诠释方法研究这些问题不尽人意。因此,作为一名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论氛围中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我在建构历史知识过程中,努力“忘却”文化与社会决定论,将人类“重新看作”自然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也努力将人文科学、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研究问题。在此语境下,我将自身研究看作以未来为指向研究过去的适中贡献。这种知识是后人类中心论的或非人类中心论的、后欧洲中心论和后世俗的。

  在这种语境下我想表达,只要历史学家关注关于过去知识的地位与性质(以及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历史地位)问题,关注解释、诠释与理解过去问题,关注事实、资料与证据、因果等地位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因所有基本要素在生物人文科学和后人文科学领域得到热烈讨论,而历史哲学似乎执着于与叙事主义有关的问题。坦白而言,在历史哲学家缺位情况下,我无法想象人文科学的自然化与生态化过程(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复活此领域问题取决于已参与讨论十余年的哲学家本身。

  将思考建立在下述研究结果之上:研究2010-2012年间出版的300种学术杂志的1200个问题②。得出结论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范式转型,并且见证着一种整体论和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以及可选择的认知方式)的建立。即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与生命)科学(生物人文科学)与固有知识(和固有认知方式)结合。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呈现的观念并非关注人文科学领域的主导趋势,而是基于提出可选择、前沿研究视角学者(简·班尼特、罗希·布拉伊多蒂、曼纽尔·德兰达、唐娜·哈拉维、提姆·英戈尔德、布鲁诺·拉图尔、尼古拉斯·罗斯)的研究。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挑战并非追问新问题和提出源于当前人文科学领域研究趋势分析理论与方法,而是应用以未来为导向的立场,并将研究本身置于正在形成的知识范式。这种范式是后人类中心论的、后西方的、后全球的(行星的/宇宙的)和后世俗的③。

  这一新兴范式更关注动物、植物、物体和非人类,而非关注人类本身,与当代世界中下述事实有关:受生物技术快速进步、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影响,伴随日益恶化的自然灾难、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大屠杀新案例、恐怖行动和移民潮,人类理解发生根本变化。对自我崇拜的人类主体性及其在世界中特权地位的批评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多讨论甚至均非关于作为物种共同体、作为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体及其之间的关系,也非关于作为物种认同问题的人类文化或社会共同体。从前沿趋势而言,全球世界概念变得越来越压迫,而由跨文化主义支撑的星球认同似乎越来越有趣。人类主体思考剥夺了下述人员人格:营地中失去人性的犯人、无国籍者、极度贫困者、因生物技术进步而超越人类的人(通过假体或器官移植而具有特殊能力的残疾人)。这些现象十分有趣。非人类之人成为当代典型人物和未来路标。

  在正经历的变化中,我也会计入以下现象: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常被界定为诠释与建构主义的范式惯例化;与后人文主义相关的不同趋势(常常是矛盾趋势)出现;新唯物主义和新经验主义;“否定文本”与“返归事物”和物质性(以及“此时此地”在场和可获得事物)。学者寻找新目标与准则,重新关注“世界历史”问题:善与恶的永恒困境、真理、价值与美德、普遍人性、人类与非人类以及人类与宗教的关系。此外,他们重新开始寻求有助于建立一种综合知识的实践智慧。用布鲁诺·拉图尔的话说,这种知识是关于“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组建一个目前还不普遍的世界的”[2](p.1)。

  目前,生物学正在引领历史学。正如尼古拉斯·罗斯所言:“生物学不是哲学,而是在我们与人类关系上正在引领认识变化的生命科学”[3](p.25)。若无生物学,则无当代前沿人文科学。这正如20世纪80年代,若无符号学和彼时期的文本、叙事、话语或符号等关键概念,则无人文科学。因此,今天没有人文科学未能重复主张(尽管是在一个新语境中)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联系,而且没有人文科学缺少带有生物—、生态—、地理—、神经—、技术—、动物—等前缀的概念,如生物—事实、生物—殖民主义、生物公民、生物社会的、生物—优势、生物—伦理学、生物—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文化决定论换成生物决定论,或将文化中心论换成生物中心论。此语境下,历史作为“时间中的人的科学”[4](p.23)这一传统定义被证明并不恰当,若此学科要捍卫其在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学者、艺术史家、文化评论家等提出的研究过去的不同方法中的地位。

  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挑战着历史作为知识领域的地位。这些现象改变与重构历史研究的主题与问题,同时也阐明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局限。历史学家正艰难地应对下述事实:过去未必成为历史,过去未必是人类中心论的,过去不再独立自存。当然,这并非在喊“历史终结”口号,而是表明历史正在失去其长久以来占据的地位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作用。这一切皆源于历史研究结果和当代世界社会期待与挑战之间的不对等④。

  马克·布洛赫作为法国史学史代表人物,很久以前就预见,我们的文明已对历史置之不理,“无疑,文明可能变化。我们的文明有朝一日会背离历史,这在本质上不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学家要透彻地反思其可能性。”[4](p.5)为应对当代世界挑战以及表达其问题的人文科学,历史应成为一种实用知识:一方面使人类灵活适应不断变动的文化与自然状况;另一方面,在人类中反复灌输道德本能。随着现在努力去重新定义人性、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将历史理解为人类的自我认识特别重要[5](p.10),前提是历史对人性的肯定持批判态度。或许相对于非人类而言,需要历史鼓励我们成为人类,而非以自我中心。这样的知识完全能面对下述重要任务和挑战:证明创造和强化“共享的人性”与物种团结的可能性;表明这依赖状况及其变化。创造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不仅会对关键状况下的个体与群体有价值,而且对将道德原则付诸行动有价值。历史也应对未来更加友善,确切而言,趋向于创造对未来具有重要价值的知识。为实现这一点,在反思过去时,有必要“复兴未来的向度”⑤。实际上,正如约翰·托毕在其著作《政治与过去》中的论证:“对待过去(记忆热潮)的世界性观念,已导致对创伤过去的异常依恋。因此,我们隐约感觉到可选择的未来观点并不那么可靠。”[6](p.1)

  接受上述挑战需要新的理论与方法。人文科学需要新的元语言。要创造这种元语言,一方面有必要复原存在于传统内部的概念;另一方面,需要创造新概念。当经验(出现于周遭现实中的现象)超越现存概念的理解能力时,就需要新的概念与理论。在当前范式转换的状况下,理论发展无法预见新事实出现。

  一、当代范式的构成要素

  继续当下的论证前,我想澄清所使用的“范式”这一术语。尽管重复库恩的“范式”显而易见,但不能仅因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基于对一种非常典型的科学观念,以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便毫无顾忌地使用“范式”。范式概念和作为整体的库恩理论,需问题化和历史化。实际上,在回应的批评过程中,库思考虑用学科矩阵代替范式。我主张将范式理解为研究模式,或按库恩建议,理解为学科矩阵。这是一套理论和概念,界定了既定场所与时间的研究者研究时的诠释框架。这些研究者就其研究有共同的本体论、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假设[7](p.175)。此外,我主张从实用性角度理解范式这一术语,如同接下来讨论的学者所做的一样⑥。构成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趋势与方法的多样化,不能归入同质范式之下,即使一些趋势与方法以多种方式聚集在一起。我所讨论的两种范式之争——诠释—建构主义的和后人文主义的——努力呈现过去十年中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与转换的简化模型⑦。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念无法恰当描述“二战”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凭借伊姆莱·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程序方法论更能有效说明这些变化。拉卡托斯在《科学与伪科学》中指出:“在一个不断前进的研究程序中,理论导向发现到目前还未知的事实。然而,在一个不断退化的研究程序中,制造理论仅为容纳已知事实。”拉卡托斯补充道:“在理论落后于事实之处,我们应对的就是令人痛苦的、不断退化的研究程序。”[8](pp.5-6)我想论证的是,目前能够观察到建构主义(或一些其他版本,如文本建构主义或诠释建构主义)退化,但建构主义尚未完全让位给另外一种程序。因此,目前处于范式空缺期,一个程序还未被推翻,另一程序还未显现。造成此令人沮丧形势的原因是,正在退化的程序已创造一种有效解决“异常现象”机制,并建构广泛缓冲区,以防止核心部分解体。当代理论发展未能预见新事实出现。理论似乎缺乏想象与直觉。正如拉卡托斯所称,理论是停滞的,“落后于事实”,努力解释之前根据诸多彼此不相容的理论辨别出来的事实。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及其最近对动物、植物与事物的关注中,也能观察到这一过程。但它们常被看作是有趣的研究课题,且根据已知理论开展研究。尽管后人文主义预见了新事实出现(如罗希·布拉伊多蒂、唐娜·哈拉维、N.凯瑟琳·海尔斯、布鲁诺·拉图尔、加里·乌尔夫,以及爱德华多·凯西、斯特拉克等艺术家),但研究者在前沿、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语境中,不愿着手解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学者日益关注非常规主题,常需以互补方法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如环境研究、动物研究、植物研究和生物艺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努力解决不可通约性问题:研究结果与不断变动的现实和社会预期不相称⑧。换言之,尽管学者观察到当前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并创造新研究领域,但他们缺乏将变化概念化的有效手段。这种滞后性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爱娃·多曼斯卡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