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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2021年02月27日 22:12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4期 作者:杨楹 字号
2021年02月27日 22:12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4期 作者:杨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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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人类真理论系谱中,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超越了“符合论”“神定论”“同一论”“有用论”和“解蔽论”等理论的局限性、片面性,开启了追求“生活真理”的新路向,确立了以“人民的现实幸福”为内涵的“生活真理论”,建立了“生活真理”的新范式,充分凸显了“生活真理”之客观性、价值性、可实现性、崇高性和深厚的人文性等多重属性与丰富品质。马克思“生活真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从出场路径、在场方式,以及其内蕴的价值主张与实践路向等多维度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于建设与发展之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人民性、实践性与现实性,构成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现实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形成马克思生活真理的实践形态与生活样态,彰显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生活真理论; 人民主体; 现实幸福;

  作者简介:杨楹(1964-),男,哲学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制度伦理。

  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精神主旨来看,马克思的“真理论”是自由、解放和追求幸福理论的内在价值支点,是洞见马克思理论价值主张的重要维度。如此,对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的探讨,必须首先超越科学主义真理符合观的局限、神学论真理神定观的错误、理性主义真理同一观的片面、实用主义真理有用观的狭隘以及存在主义真理解蔽观的偏执,将“生活真理论”置于马克思自由、解放与幸福追求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加以审视与确定,方可揭示马克思哲学之真理的本质规定与丰富的内涵,从而透显出马克思哲学之“真理”的独特旨趣。

  一、追求“真理”之路径转向,开启了现实之途

  在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理论场域中,在批判宗教对人民幸福追求虚幻允诺之基础上,针对现代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马克思提出追求“人民的现实幸福”作为其真理之历史与价值使命。对此,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其理论任务与价值主张。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在此,“真理的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真理”之本质区别,构成了明确马克思“真理”的具体语境。所谓“真理的彼岸世界”,直指人民的幸福及其追求,在“彼岸世界”以“宗教”的方式,以非现实性的虚幻逻辑而展开,其结果必然是“虚幻的幸福”;而“虚幻的幸福”之关键就在于它立足于“神本主义”价值立场,在“神”“人”关系上,始终遵循着“神”是主词、“人”是“宾词”,“神”宰制“人”的价值原则。此价值逻辑及其追求幸福的路线,一经被费尔巴哈以“宗教”乃是“人的本质之异化”予以解蔽,也就宣告了“真理的彼岸世界”的破产,从而“消逝”。但是,“真理”不能空场,追求幸福生活构成人之永恒指向。这样,马克思则秉承德国古典哲学探寻“真理”之使命,破除“彼岸世界”而转换了“真理”出场与实现语境,突出与强调在“此岸世界”确立“真理”,于此,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和解放”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开启探寻真理的现实之径,从而实现了追求“真理”之历史性转向,建构了人类自由、解放、幸福的现实“生活真理论”。如此则清晰地表征出马克思始终围绕着“人类自由、解放、幸福”之主轴而展开运思的理论与价值逻辑,将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诉求,从抽象的理性王国、虚幻的“彼岸世界”移位于“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解除了德国哲学的观念决定论关于自由、解放、幸福的先验主义路线,破除了幸福的“天启”“天赋”的“神本”价值逻辑,突出在“此岸世界”中追求的“现实幸福”,形成了与“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2截然相反的路线,即“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2。

  从自由、解放和幸福追求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继承前人的思想遗绪,接受了前人交下来的未竟课题和成就,进而检讨自己进一步的拓展和方向。……在他们的心目中,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人类思想在当时所能到达的高度;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已经由这套哲学提供了形式的答案;他们则志在为这套形式的答案发展出一个现世的、此岸的陈述。”3马克思亦正是在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思潮的精神谱系中4,以批判现实生活世界普遍存在的“异化”为手段,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为“原动力”、目的,建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理”。如此,马克思在“此岸世界”要确立的“真理”,迥异于“彼岸世界”,重塑与宣告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直指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价值内涵,即现实的人的现实幸福为其任务与宗旨,开掘与架设起追寻“真理”的现实之途。

  马克思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其总体任务和根本使命,同时也就在明确了以“现实生活”为实现“真理”的界域之后,进一步规定了实现幸福追求的“真理”之对象、方式与路径,从而展现出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独特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意蕴。

  就真理的对象而言,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如此,马克思哲学所言之“真理”,就蕴含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还原“生活世界”全面异化的本质,将生活世界颠倒的逻辑再颠倒过来之中。而“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则具体表征为国家、法、政治等一切“虚假共同体”,以及商品、货币、资本等系列。在现代社会中,正是这些世俗生活中的诸多要素生成、带来了人民的“现实的苦难”,如此,人民要追求“真理”,获得自身的幸福,就必须首先正确认知、判断现实的苦难所凝成的“枷锁”,揭穿其生成的历史及其本质。这就为追求“真理”,获得现实的幸福指出了正确之路。

  就实现真理的方式与路径而言,马克思针对阻碍人民获得生活真理之对象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推翻”和“革命化”的独特的方式与道路,其根本即在于“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2。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马克思不仅主张“副本”批判,解除一切“解释哲学”为异化现实或现实的异化所做出的辩护,径直指向其“原本”的批判,改造现实生活;而且突出强调从“批判的武器”,通过掌握“群众”而实现“武器的批判”,最终“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

  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将费尔巴哈的“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5的“人本主义”价值主张,提升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直言之,马克思承“神本”批判,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原则和尺度,开启了对“物本”“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突出地表征了马克思的“生活真理”绝不在繁复而抽象的理性逻辑自我否定之中,不是以“理论理性”而出场,亦不是在“天国”,以“爱的”宗教方式获得,而是在“批判”“现实生活”之中出场,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中得以实现。

  二、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特征与属性

  马克思不仅将“生活真理”与“此岸世界”本质关联,锁定了“真理”的价值内蕴,而且更为明确地指示出“生活真理”的本质特征与丰富属性。

  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这是马克思对真理的特征及其属性较为集中而明确的阐述。在此,马克思首先对“真理”予以了性质规定,厘清了“真理”的问题域归属,强调“真理”“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此,马克思通过“不是……而是……”的否定—肯定式,不仅鲜明地表达了“真理”不归属于“理论”,通过逻辑推演而先验地“建构”与确认,从而达成理论逻辑的自洽与圆融,而是必须在感性的生活实践中去“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如此,在马克思哲学中,“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或“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是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展现其对生活本身的改造力,从而使“真理”在生活世界中得以显现和在场。这是把握马克思哲学“生活真理论”的关键。

  进而言之,马克思在此所指称的“真理性”,并不能简单地归并为科学主义真理观中指证一个判断、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论“符合客观”之规定性,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人民改造自身的现实生活,从而追求自由与解放、实现幸福生活的“真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得以实现,是人的现实解放与现实幸福。如此,就其内涵而言,马克思哲学的“真理”乃是对人“现实苦难”的解除,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人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的现实太阳转动”5,始终将人作为“目的”,从而自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对此,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6“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到人自身。”6这就敞开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价值原则与实现路径,确证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属性。

  具体言之,马克思关于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幸福之“生活真理”,内具其现实性、价值性、可实现性(即现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崇高性和深厚的人文性等多重属性与丰富品质,由此生成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独特规定性。

  首先,“生活真理”的现实性。马克思生活真理的现实性,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基础上,从而保证其真理之科学性品质。生活真理的“现实性”,具体表征为客观性、真实性和历史逻辑性。就其客观性而言,指证着马克思所说的“生活真理”,并非是基于先验逻辑或某种既定的原则推演而建构的“理想”,亦非一切虚幻的宗教式的幸福允诺,更不是在“语辞”革命中兑现的,而是以一定的“历史前提”为起点,遵循生活自身的否定性逻辑,直面生活之“枷锁”和“苦难”而展开否定性、革命性批判,重建使人民获得现实解放与现实幸福的“现实生活”。恰如马克思谈及共产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7如此,“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8。马克思的“生活真理”所立足历史境遇,正是生活世界从“民族史”生成为“人类史”进程中的“现代社会”这一真切的客观历史现实。对此,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如此,马克思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就与撇开历史而将“真理”作为一种内在观念的自我扬弃区别开来,从而直呈马克思之真理的历史生活客观性状态与事实性特质。“生活真理”之“真实性”,其意所指在于表明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是想象性或感受性的思维、心理或情感“事件”,而是一个可经验的“生活事实”;这一“事实”的内涵规定就在于生活在一定历史生产、生活条件下的人民的本质力量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想象中,更不是在虚幻中得以实现。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9,在此,突出了“解放”并非简单的“解脱”,“幸福”亦非“幸福感”,从而将“生活真理”与单纯的主观诉求所呈现的“愿景”相区别。“生活真理”之“历史逻辑性”,则更为鲜明地表明马克思所强调的“生活真理”,并非悬于生活历史变迁之“道”,相反,正是遵循着生活自身否定与超越之历史必然逻辑,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以客观现实的生产方式、关系及其制度的变革为切入点与依托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针,从而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置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之基础上,揭露其制度性的内在矛盾,从而开启人民解放和幸福之新形态。如此,“生活真理”的现实性内蕴着生活唯物主义原则与生活、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彰显了马克思“生活真理”的科学性品质。

  其次,“生活真理”之“价值性”。如前所述,马克思正是批判生活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神本”“物本”和“资本”之价值原则所致使生活世界“主———奴”关系倒置的价值逻辑而张扬、凸显生活主体之“人”的价值本体地位,实现价值立场的反转,从而确立生活真理“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遵循“人是目的”的价值原则,并始终将“人”作为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进而以落实“每一个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之状况,作为衡量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生活及其制度合法性的根本尺度,这无疑是马克思生活真理观内蕴的价值革命;如此,马克思的“生活真理论”,将“人本”之价值立场、原则和尺度根植于现代生活、历史的变革之中,以批判全面异化的生活为手段,以“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和幸福作为“生活真理”的根本价值旨趣,维护与张扬人的权利与利益、尊严与自主、自由与幸福于生活之中,现实地满足与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主张,从而与“神本”的倒置真理、进而与基于抽象“类人”为基点而持守的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本质界限。

  第三,“生活真理”的可实现性,更为具体地印证着生活真理的历史性特质,它表明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并非仅只停留于解放的意向和幸福的观念之中,也绝不是一种永远不可成为现实的抽象可能性,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解除现实的压迫、超越生活的苦难,使幸福生活的追求现实地向人民敞开,落实和呈现为人民的具体生活样态。为此,马克思说到:“‘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这样,“生活真理”的可实现性,以“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之样式而出场,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为路径而使自由、解放和幸福成为人民生活的“现实”。这样,马克思的“生活真理”的可实现性,就内在于否定和扬弃“现存世界”历史性进程中,从而解除了乌托邦解放之终极性思维。

  同时,“生活真理”的可实现性,凸显了马克思之“真理”立足于否定与超越的生活辩证法,再次确证了真理的现实性与历史条件性,从而否定了真理的主观性和抽象性路向。

  第四,“生活真理”的崇高性,指称着“生活真理”承载与显现着生活主体之最高、最根本和最彻底的价值诉求,具有在世俗生活中的超越性和神圣性特征,它预示并指示着生活的未来性,这将激发生活主体全部的热忱与生命活力而为之努力,如此,生活真理不仅彰显着深刻的主体性,而且还内蕴着深厚的崇高性。其崇高性本质上即是生活主体,作为解放和幸福的实践主体,在追求解放和实现幸福中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与使命的高度自觉与积极践行,生成一种超越个体的深厚情怀。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7如此,“生活真理”的崇高性即是对植根于生活现实性之中的未来性、生活世俗性中的神圣性之集中表达,从而实现了理论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内在统一。这样马克思“生活真理论”就与解放之“拯救论”“精英论”和“英雄论”和幸福之“恩典论”区分开来。

  第五,马克思“生活真理”在其现实性、价值性、可实现性、崇高性之基础上,生成其深厚的人文性或文明性。“生活真理”之人文性或文明性以现实性为依托、以价值性为基本内涵和根本指针,以崇高性为品质,表征出通过粉碎枷锁和奴役、改变生活世界而使之向人的解放和幸福彻底敞开,真正遵循和贯彻“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原则,一切“为了人”,真正地尊重人、满足人、发展人,从而与野蛮的生产、生活的关系与制度相别,使现实生活世界成为人生活的幸福家园,由此彰显出马克思“生活真理”所涵括、承载的深厚而真切的人类情怀,从而有别于一切“乐土”“天堂”设构和一切所谓“悲天悯人”的思想、学说。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遵循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着力于现存的生活世界之改造,使人民获得现实的幸福,构成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独特运思路线,不仅实现了真理的现实性、价值性、可实现性、崇高性与人文性的内在统一,而且体现了生活唯物主义与生活辩证法,以及生活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以及生活之世俗性与神圣性、现实性与未来性内在统一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标示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于人类真理谱系中的独特思维方式、价值逻辑与实践品格。

  三、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当代在场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生活真理论”展现为现实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形成马克思真理的实践形态与生活样态,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践行、凸显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理论路线与价值主张,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于建设与发展之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人民性、实践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生活真理论”,在当代中国最为现实的出场方式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最为深刻的在场方式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8的发展路向,由此生成贯彻和体现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当代中国版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讲话中,总结性地指出:“我们党90多年来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在前进征途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7“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7如此,我们“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7,坚定“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征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自觉遵循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惊人成就,铸成“中国故事”,从而成为坚定“自信”、不断改革与发展的“底气”之全部秘密所在。

  具体而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中国样态,从其实践逻辑与价值轨迹来看,始终以“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其根本的价值目标,切实彰显其真理的本质内涵,依此,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增强执政和建设中遵循规律的自觉性、主动性,确保真理追求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实现性;而以“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9“什么地方人民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为实现“生活真理”之手段,将真理的价值尺度具体落实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改革现实生活,追求与实现“真理”的宏观与微观动力,从而体现以“人民为主体”来践履“生活真理”的价值取向,由此,构成了马克思“生活真理”视域中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建设与发展逻辑,这就从出场路径、在场方式,以及其内蕴的价值主张与实践路向等多维度上表征着马克思“生活真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生活真理论”在当代中国所展现的实践路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深层的精神实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才能正确把握新时代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科学性与深刻性,才能自觉“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才能深切地把握“中国主张”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从而更深透地理解“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7的科学判断。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页,第2页。

  2(1)(2)(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152页,第152页,第2页,第2页。

  3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景里的政治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4“启蒙主义要在人的理想中建立成熟和自主,结果却是规模愈来愈庞大、手法愈来愈细致的理性管理和社会工程;浪漫主义追求人和自然及社会共同体的复合,追求一个圆融统一的个体的出发,结果却是个人在民族理念中的消失,或者是个人在感性甚至虚无主义中的放纵;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让人的地位与天地齐,结果却是人的傲慢,以放肆的欲望为动机,凭仗肤浅短视而有限的理知能力,在地球表面用人和大自然为材料,进行肆无忌惮的实验与挥霍糟蹋。马克思主义在这三项理想的激发下诞生,随着这三项理想在近代世界中的奥德赛行程转折发展。”参阅同上,第84页。

  5(1)(2)(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10页,第1页,第152页,第134页,第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185页,第46页。

  7(1)(2)(3)(4)(5)(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539页,第516-519页,第539页,第527页,第527页,第539页,第527页。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21页。

  9(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

  10(1)(2)(3)(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4月,第39-40页,第40页,第40页,第26页。

  11(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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