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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会通
2021年02月26日 23:47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2期 作者:袁杰 字号
2021年02月26日 23:47
来源:《东岳论丛》2020年第2期 作者: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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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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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先前的思想家们之所以未能正确解决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一味痴迷于在虚幻的太空中构建“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些理论体系脱离了现实生活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正确引领,必然凌空蹈虚乃至走向神秘主义,最终滑向了无限夸大意识能动性或完全无视意识能动性两个错误极端,这也是分别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产生的总根源。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一方面决定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一切理论由以产生的真正源头,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裁决任何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只能以现实生活实践为唯一尺度。通过对理论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深入揭示,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现实生活理论,实现了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理论的融会贯通,既以现实生活的实践本质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科学性,又使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在指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永恒生命力,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马克思; 真理标准; 现实生活; 实践;

  作者简介:袁杰(1970-),男,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项目编号:2017BKS021);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基于劳动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JCZD-14)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早已成为一个哲学常识,但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其确立过程及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密切关联还不甚明了。只有对此予以深入揭示,才能深刻理解两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一、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的确立过程

  长期以来,何为真理的检验标准,一直是哲学论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哲学家们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莫衷一是。一些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家,否认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因而不承认人的认识结果具有真理性,更不承认存在任何检验真理的标准。持相反观点的哲学家,尽管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对于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却又陷入了主观性的泥潭:一些人以自己的意见为标准,一些人以圣人或权威的意见为标准,一些人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还有一些人以片面性的“有用”或“有效”为标准……总之,这些人所持的观点在实质上都是用认识来检验认识,由于始终被人自身的主观性所禁锢,因此,无法从根本上划清真理与谬误的严格界限。然而,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重大缺陷,之所以如此,主要与他们探寻真理的方式密切相关:经验论者把自己或他人的经验作为真理的来源,在他们看来,真理就是观念与经验的符合;唯理论者把所谓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看作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并以此为前提经过一番类似几何学的逻辑运演,推导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结论。他们的共同点是始终凝滞于主观领域,只关心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自洽问题,对于该理论是否符合客观的外在实践要求及与现实生活有无关联等问题则漠然置之。

  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实践就已成为一个哲学范畴,但直到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所指的实践,要么是理论的活动要么是伦理的活动,始终未能摆脱主观性的束缚。根据这种状况来看,即使是明确主张把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的哲学家,若其实践观依旧未能突破主观性的梦魇,则不具有任何科学性的特征,也不意味着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的正式确立。例如:虽然黑格尔主张“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1,含有“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观点2,但是,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纯粹精神性的活动,因而仍然没有摆脱主观性的羁绊。再如:费尔巴哈认为实践能够解决理论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他却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诉诸于“类意识”“爱”或“直观”3,况且,他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实践在他那里“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这实际上是把人的实践活动降格为动物的生命活动,也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4的真正意义。因此,只有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前提,实践才能被正式确立为真理的检验标准。

  综上所述,尽管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付出了长期而艰难的理论探索,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学术发展史的逻辑来看,他们为马克思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思想借鉴。

  澄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实践观的失误,既是彻底解决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实践观的首要前提。总体而论,马克思与他们所指的实践,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本质不同:

  第一,实践性质不同。

  费尔巴哈所指的实践是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片面生命活动;黑格尔所指的实践是不以人为主体的绝对精神活动;马克思所指的实践是人在意识支配下的全面活动,创造性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审美需要,改造人类社会推动人的解放,发展科学文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些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实践结构不同。

  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结构,是指由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中介三项基本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所指的实践主体,既不是费尔巴哈所指的从宗教之神羽化出来的抽象的人,也不是黑格尔所指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更不是神仙、上帝或英雄人物,而是通过具体实践活动满足现实生活需要从而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马克思所指的实践客体,涵盖自然、社会、人类自身及其思维等一切领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指的实践客体,则分别只涉及其中某一片面领域。马克思所指的实践中介,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面运用物质性工具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能动地作用于实践客体,并通过实践客体的信息反馈,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黑格尔所指的实践中介,是指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纯粹诉诸抽象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所指的实践中介则与黑格尔相反,是指撇开抽象思维而单纯诉诸人的感性直观。

  第三,实践功能不同。

  尽管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实践观的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他们所指的实践功能却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仅仅满足于通过思想活动“解释世界”,这也是先前哲学家们共同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所指的实践功能则更进一步,即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物质活动所蕴含的物质力量“改变世界”,使理论在实现自身的同时,达到满足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目的。从理论逻辑上来说,科学“解释世界”固然是正确“改变世界”的前提;就实际状况而论,“解释世界”的理论如果撇开“改变世界”的实践,既不能使自身得以实现,也无从确证其真理性。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证明自身在“解释世界”方面是否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本质不同表明,正是马克思首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因此,也是他首次使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得以正式确立。由此可见,把实践确立为真理的检验标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这既是人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的一个独特理论发现,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一方面为人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5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使真理服务于人们现实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得以充分彰显,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6。

  二、立足现实生活是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关键

  倘若只停留于表象,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似乎是彼此隔膜的,所以,先前的思想家们几乎从未深入思考过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然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实践本质的深刻揭示,才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对于现实生活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了科学界定:

  一是人生成自身的维度。人自身历来就存在着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给上帝造人说以沉重打击,但并未科学揭示出由猿转变到人的根本方式,致使人类起源理论链条存在一个重大逻辑缺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劳动为视角彻底揭开了人类起源的神秘面纱。马克思认为,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为了获得维持自己和他人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使蕴藏于自身的自然力发挥出来,从而使他的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这里所说的人,是指远古时代正处于从摆脱动物状态进化到人过程中的类人猿。后来,恩格斯通过多年潜心研究进一步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作为两个主要推动力,促使猿脑逐渐转变为人脑8,从而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至此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这种维度来说,人生成于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现实生活之于人具有本体性意蕴。

  二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能否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虽然动物也能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某些与人相类似的生产活动,它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特殊本领甚至令人自愧不如,但是,这种纯粹出于本能的片面生命活动并不具有任何像人那样的创造性,因而与人在意识支配下的全面生产活动具有本质区别,这就导致动物只能从自然界中取得某些“直接属于它的肉体”9的物质产品,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类的繁衍;人则能够对整个自然界进行加工和创造,生产出任何一种产品,以满足多方面的现实生活需要。从这一维度来看,动物不具备像人那样“间接地生产着物质生活本身”10的能力,所以,也不拥有像人那样的现实生活。

  三是社会生成的维度。马克思认为,人为满足现实生活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并非是一种无所依凭的孤立活动,人一经开始劳动,就立即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即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社会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竖立其上的是一定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于是,人们在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过程中生成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一经生成,又使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充分发展,并分化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等基本实践类型,分别赋予人以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基本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人的活动空间,丰富了人的现实生活内涵,进一步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四是历史发展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并非所有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生产方式都处于同等地位,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引发现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果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自觉而及时地作出相应调整,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革形成桎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革命,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这表明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科学考察,在解决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同时,通达了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路径。

  综上所述,依据马克思的观点,现实生活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方式,满足自身和他人生命活动需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从上述四个维度对现实生活作出的科学界定,既凸显了现实生活具有属人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基本特征,又无不贯穿着实践这根主线,从而深刻揭示出现实生活的实践本质。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类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即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用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这就内在规定了立足现实生活是解决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唯一正确路径,从而彻底消除了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的隔膜。同时,由于现实生活兼具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因此,所谓现实生活即社会的实践生活或实践的社会生活。正是基于此种意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至此,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首次实现了会通。以此为前提,马克思对先前一切思想家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彻底清算,并深刻揭示出了这些错误理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先前的思想家们之所以未能正确解决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这一坚实根基,最终滑向了无限夸大意识能动性或完全无视意识能动性两个错误极端,这也是分别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产生的总根源。

  前一种情况以黑格尔为代表。表面看来,人的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似乎可以使理论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由发展;然而,在实际上,理论逻辑始终受到实践逻辑的宰制。如果无限夸大人的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那么,这种人就不是生活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的人,而是黑格尔所幻想的既超越历史局限又能够自由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是人的理想化或理想化的人,由于这种人不食人间烟火,因而他的现实生活就具有类似宗教迷狂的虚幻化特征,“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12。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前提,用以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生产方式是具体的,虽然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无不产生于人自身的生产活动,但是,生活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却不能自由选择某种生产方式,其所固有的历史继承性的发展方式,内在规定了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历史正是在持续满足人的现实生活需要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宗教、哲学、道德等一切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也都是以现实生活为根基而生发的。因此,倘若撇开历史来看待人本身和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生产方式,一方面必然导致“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从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3;另一方面必然导致以历史尺度之外的某种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来编纂历史,从而歪曲历史产生与发展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深刻揭示出唯心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产生的秘密之后指出,只要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切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都只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能动反映,它们虽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却没有自身的历史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实践及其发展,并由此导致人们思维方式和思维产物的改变。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3。

  在马克思看来,脱离现实生活实践而进行的纯粹理论论争,既不能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也无助于给人们的现实生活以正确指导。现实生活一方面决定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一切理论由以产生的真正源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服务于现实生活是一切理论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反过来即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裁决任何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只能以现实生活实践为唯一尺度,否则,必然陷入纯粹经院哲学式的空谈,从而导致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性和价值性。正是遵循这一思路,马克思明确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4。由此可见,先前哲学家们的根本失误即在于,只是一味痴迷于在虚幻的太空中构建“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些理论体系脱离了现实生活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正确引领,最终必然凌空蹈虚乃至走向神秘主义。至此,马克思彻底驱散了笼罩在理论之上的神秘雾霭,把裁决一切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导向人的现实生活实践。

  后一种情况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如果完全无视人的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那么,这种人只具有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在实质上无异于动物。由于缺乏意识的能动性参与,他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融为一体,无法使自身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的生命活动就不能成为自己意志或意识的对象,从而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这就导致他只能按照某一种固定尺度进行生产,不能按照任何一种尺度进行创造;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只是满足肉体需要的片面活动,不是创造性地再生产整个世界的全面活动;这种片面活动的结果只是单纯满足肉体需要的产品,不是他通过创造直观自身的作品。

  从现实生活的视角来说,上述这种人的现实生活实质上是非人的动物生活,或者说是人的现实生活的非人化。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宗教蒙昧和社会压迫的确通过对人的奴役,造成了人的现实生活的虚幻化与非人化,然而,对于缺乏历史思维的费尔巴哈来说,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造是他的盲点,如此一来,即使他置身于一个阶级对立极端尖锐的社会,他仍然把“爱”幻想为一个能够随时随地创造一切奇迹的神,无论是不同的性别还是不同的等级,只要每个人都信仰“爱的宗教”,就能够陶醉在爱的和解之中,并以爱的迷狂实现人类的解放。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3。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在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隐藏于世俗家庭之后,必须对之进行理论批判和实践变革,从而把对天国、宗教、神学的批判,分别转变为对尘世、法律、政治的批判。因此,必须推翻那种使人沦为动物的社会制度,“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就成为一道历史发出的绝对命令。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先前一切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终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以科学“解释世界”为理论前提,以正确“改变世界”为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旨归,从而洞穿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首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首次在真正意义上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灰色的理论毕竟遮蔽不了绿色现实生活的勃勃生机。人的现实生活既不会因黑格尔对意识能动性的无限夸大而永远粘滞于虚幻化阶段,也不会因费尔巴哈对意识能动性的完全无视在非人化阶段踟蹰不前。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总是以无可阻挡之势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自己的现实生活朝着美好化方向发展,从而使现实生活成为一幅随历史发展而展开的美好画卷。

  画饼不能充饥,望梅难以止渴。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发现真理,用以科学指导人类实践活动,从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所以,只有以现实生活为根基,才能达到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只有以现实生活实践为唯一标准,才能检验一切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并对背离现实生活要求的一切错误实践作出判断,进而予以正确纠偏。总之,马克思从现实生活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一切错误和缺陷,又宣告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并以现实生活为鹄的实现了人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三、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中国实践与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反过来看,现实生活也内在规定了人的现实性或现实性的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5这表明: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拥有不同的现实生活,或者说人自身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宗教的蒙昧使人为神献祭,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被贬损为神的牺牲品,从而导致人的现实生活虚幻化,因此,必须“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15。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动物式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从而导致人的现实生活非人化——动物的生活成为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成为动物的生活,所以,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被历史赋予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通过革命“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5,把人的生活还给人自身。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彻底解除了衣食之忧的前提下,在实现了人类解放之后,每个人才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出蕴藏于自身的多方面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现实。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剖析,创立了科学的现实生活理论,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全部理论的发源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以马克思的现实生活理论为视角,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才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6。这既是从根本上杜绝马克思主义被肢解进而被曲解的关键一环,也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不二法门。

  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创立,给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以科学理论指导。同时,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验证着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科学性。至此,马克思彻底超越了先前思想家那种理论与现实生活实践相疏离、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理论相隔膜的狭隘局限,首次深入揭示了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实现了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理论的融会贯通,从而既以现实生活的实践本质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科学性,又使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在指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永恒生命力,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动体现。

  首先,顺应人民现实生活要求是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首要前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悠久文明史,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然而,自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的入侵把中华民族逼迫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其间,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虽然发起了无数次救亡图存运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引,因此无不以失败告终。直到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百年夙愿,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党自觉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早于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7尽管那时毛泽东同志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已经抓住了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即现实生活问题,这也是他后来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超越像王明那样空头理论家的关键所在。综观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进行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问题,并以现实生活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清除了一切错误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会通,正是以此为前提,我们党才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此开辟了一条正确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其次,满足人民现实生活需要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满足人民现实生活需要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在建设社会主义伊始,我们党就从进一步满足人民现实生活需要出发,准确把握住了那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偏离了这一正确认识,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严重挫折,国民经济近乎崩溃,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针对这一局面,邓小平同志从人民现实生活需要出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8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增强综合国力,都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这也是衡量一切理论是非和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是在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会通的前提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严重背离人民现实生活要求的错误实践,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正确认识了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征程。

  最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自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9。经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面对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勇于开拓进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丝毫骄傲自满,而且更加自觉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己任,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推向新的实践与发展。2012年11月,刚刚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全世界庄严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为顺利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牢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及其发展趋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无论是“八个明确”还是“十四个坚持”,无不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伊始,就实现了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会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因此,自那时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化解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不仅在理论层面极大丰富了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在实践层面持续开辟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光明前景。展望未来,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必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前提下,“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23,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总之,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历来对现实生活怀有美好憧憬,这既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使然,也直接关涉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既是对发自人民内心呼声的真诚回应,也是引领人民通过实践活动持续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握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根本利益与共同追求,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既把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推向了新的实践与发展,又是中国人民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在妥善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基础上,共同开创未来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2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0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第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第73页,第7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第18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第2页,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9《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0页。

  20《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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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袁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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