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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
2020年04月10日 23:17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立群/杨安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Spa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Trend

 

  作者简介:张立群,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杨安华,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张立群(1978- ),男,湖南沅陵人,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贫困治理;杨安华(1973- ),男,湖南中方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危机管理及灾害治理。

  原发信息:《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186期

  内容提要:记忆场所研究肇始于20世纪的法国,哈布瓦赫、皮埃尔?诺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一批学者基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客观现实背景,尤其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发挥多学科融合交汇的研究优势,对何为记忆场所,记忆与场所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连接机理,记忆场所研究的现实意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当下,对记忆场所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和提炼总结,对于在实践中保护、挖掘、活化与创新记忆场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记忆场所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明晰记忆场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生长点和未来趋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The study on memory place began in France in the 12th century,and Harbou Vahe and Pierre Nor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And a group of scholars,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d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especially in the urbanization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process,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play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of advantage,of what is the memory of the place,between the memory and field existence what kind of internal connection mechanism,the memory of the place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make a more in-depth study and discussion,and achieve fruitful resul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Now,by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literature review of memory of the place related,the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found for the practice in the protection,excavation,and acti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memory of the place,and theoretical results related to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the memory of the place is good to open new areas of research.The clear memory loc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rowing point and the future tren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记忆场所/活化创新/生长点/memory place/activate innovation/growth point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扶贫攻坚进程中的乡村记忆场所保护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16YJCZH14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陵山片区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实证研究——以国家级贫困县沅陵县为例”(14YBX00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社会化状况研究”(12JD54)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2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认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中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39-40哈布瓦赫在重点探讨“集体记忆”的同时,明确提出“记忆”以及“集体记忆”赖以产生的“时空”载体,并指出记忆是“立足于现在的对过去的重构”,但为了避免沦为空幻,我们所记忆的事件必须曾经发生于某地。哈布瓦赫虽然在其著述中对时空“载体”并未界定为“场所化”的专属概念,但难掩“哈布瓦赫有关记忆与场所之间关系的独创性思想”[2]33-46。到20世纪80时代,被哈布瓦赫“忽略”的这座“宝藏”却被法国另一位历史学家、社会记忆研究专家皮埃尔?诺拉(以下简称诺拉)重视并深度“挖掘”,诺拉在其主编的《记忆的场所》系列丛书中,提出了“记忆场所”(Place of memory)概念,并围绕“记忆”与“场所”进行了深入研究。诺拉将记忆场所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标志着记忆场所理论得以系统建构并进入到体系化、应用化阶段。到21世纪初期,一批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发挥多学科融合交汇研究优势,基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客观现实背景,尤其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对何为记忆场所,记忆与场所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连接机理,记忆场所研究的现实意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和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保护、挖掘、活化与创新记忆场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记忆场所的国际研究:肇始与发展

  记忆场所研究的肇始与20世纪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的“转向”紧密相连。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有意义的转向,“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众多学者高举“新史学”这面大旗,批判传统史学一成不变的节奏即“历时性”,从而系统建构起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共时性”全面整体的历史观,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代表人物有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后来的研究者将这类学者统称为“年鉴学派”。

  其实,“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其倡导的“历时性”有其合理的一面,主张通过严格考订原始文献资料的方法书写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史、传记史无可厚非。但是,“传统史学”将“上帝”精妙构造作为其考究过往和秉笔直书的理论基础,不仅让人怀疑“传统史学”超然物外的客观态度又从何来?难怪“年鉴学派”在当时的法国能大行其道,“传统史学”致命的理论缺陷难掩后人嘲笑其著述是任由“上帝打扮的小姑娘”。况且,过度囿于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价值取向,使传统史学研究走向僵化不归路,最终被“新史学”埋葬。

  “年鉴学派”在批判基础上建构的史学新分析框架,为法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发展提供了另一可供思考和选择的方向。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学家们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方法已经陈旧不堪。同时,从事社会学、现代经济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但是两个领域的学者互不理解,不相交流,且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之间存在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虽然人们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业,耕耘于自己的庭院之中,如果关心一下自己的邻里,岂不美哉!但终为高墙所阻。我们为之疾呼,目的在于防止这种分割的危险。”[3]1在20世纪,“年鉴学派”风靡法国,并影响了世界,其在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维度的研究拓展,使法国“年鉴学派”在开拓史学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对“传统史学”是一次伟大的超越。

  记忆场所研究的肇始者哈布瓦赫,其时正处于法国史学研究转向的大潮之中,受涂尔干及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导向上,与历史学家布洛赫和精神病学家布隆代尔有深入的探讨和交流[4]。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背景下,哈布瓦赫是传统史学家的继承者,还是新史学的开拓者?我们认为,从“集体记忆”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以及基于“集体记忆”建构的地域抑或民族甚至是国家认同的视角分析,哈布瓦赫在“传统史学”的框架下有了一次理性的飞跃。哈布瓦赫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国家政治史、人物传记的书写层面,而是从记忆的社会分析框架入手,深入剖析“梦与记忆意象”“语言与记忆”“过去的重建”“记忆的定位”“家庭的集体记忆”“宗教的集体记忆”以及“社会阶级及其传统”。这与“新史学”所倡导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共时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哈布瓦赫将研究视角开拓到社会、个人甚至是场所化的地理时间层面,而且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摈弃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单纯文献资料化以及政治化、民族化和国家化倾向。

  这表明,哈布瓦赫的研究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国家和民族化历史建构,内容更为全面和丰富。在哈布瓦赫看来,历史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似乎存在某种相关性。哈布瓦赫终究没有被划归为“年鉴学派”,但他提出的集体记忆和记忆场所研究的新方向,使哈布瓦赫成为“新史学”中的“另类代表”。

  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共时性”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被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进一步发扬光大。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国史》等著述,具有法国史学转型时期的显著特点,颇具代表性。姚蒙等学者指出,“第一代年鉴派史家从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文化心态史的研究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批判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实证史学以事件为主的历史研究方式。布罗代尔则更深一步,从历史时间性的层次揭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本质差异。”[5]517“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代,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等进一步推动法国史学研究不断拓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史学领域的开拓与方法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6]26-31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年鉴学派”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在反思和重塑的过程中“新历史主义”抬头。有学者指出,“年鉴学派”史学的主要缺点体现在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碎片化”现象较为突出,从而使人们在各种历史现象之中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虽然“年鉴学派”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7]186-187。

  这一时期,诺拉的学术活动与“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颇有交集。在诺拉早年主编的丛书中,就曾收录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等人的著作。1974年,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三卷本《创作历史》。1978年,诺拉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对“年鉴学派”建构的新史学研究体系,诺拉开始提出质疑。在其主编的《重新思考法国》一书中,直言1960-1970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而1970年兴起的“心性史”不过是那种“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因此,诺拉呼吁关注被历史学者忘却的当下的“历史”——记忆之场[8]。为深入开展记忆之场研究,重建史学研究新框架,诺拉组织集中了120多位作者,编纂出版由135篇论文组成的3卷7本的皇皇巨制《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1984年,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第一部“共和国”(一卷)出版。1986年,《记忆之场》第二部“民族”三卷出版。1992年,《记忆之场》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出版。在第三部,“记忆之场”概念有所扩大。第一卷“对立与分有”围绕政治独立、宗教少数群体、空间和时间的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地方、中央与周边等)而展开;第二卷“传统”包括反映“法国传统”的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还有地方性文化、法兰西个性等;第三卷“从古文书到象征”,涉及书写、名胜和认同等[9]65-72。从三部《记忆之场》研究的范畴来看,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认知、认同放在突出位置,而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也是记忆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诺拉通过“光荣与语言”“复数的法兰西”等篇章,将地方性文化和法兰西个性逐一展现。在这套巨著中,诺拉集中阐发记忆场所的观点以及理论体系,扬弃“传统史学”的“历时性”,强调记忆场所研究虽然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同于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历史性考察,而是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诺拉的这一作为,意在重构法国史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框架。

  应当看到,史学研究不可能回避“历时性”,也不可能不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如果说“传统史学”研究过于僵化,“年鉴学派”过于细琐,那么,诺拉的“新历史主义”在“传统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既强调历史研究的国家、民族和地域认同,又主张丰富和发展鲜活的历史研究内容;既强调整体史观的重要作用,又主张局部研究的现实意义。

  那么,何为“记忆之场”?诺拉强调,“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像档案馆这样看起来纯粹实在性的场所,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升成为记忆的场所的。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场域,如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老兵协会,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性意味的极端例证,但它同时又是时间之流中的一次实在的断裂,其用途在于定期集中地唤起回忆。”[10]20-28

  记忆场所研究的肇始、发展和系统建构,在法国史学研究的“转向”和“再次转向”中得以实现并产生积极意义,也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一批学者在哈布瓦赫和诺拉的基础上,将记忆场所研究引向了深入。主要体现在:

  一是批判性吸收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以及诺拉记忆之场研究成果。法国记忆社会学家萨拉?根斯伯格认为,对哈布瓦赫理论的这种经典的、抽象的、批评性解读导致了并行范式的出现。因此,在后哈布瓦赫时代,创新集体记忆研究,除继承这种范式之外,建构由“社会”及“社会的表现形式”转向“行动主体”和“他们的行动”的新范式,在当前是一种趋势[11]97-101。一批研究西方的史学家在诺拉的基础上出版了《历史之场——史迹、纪念碑、记忆》的著作,对“记忆的象征物如战士墓地、英雄纪念碑等已经不再带有其诞生之初的激起民众的狂热的魔力”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对今天已成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纪念碑、墓地、历史等遗产进行了深入探讨。透过这些历史之场,日本学者认为,记忆不断被生产、消费,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层面,而是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12]。况且,社会中共存的诸多记忆中,经过某种政治的、学术的、文化的认可的公共记忆就成了“正史”(official history)。而Alderman认为,分析记忆和地方的关系,除了关注常见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外,还要关注细微的照片、明信片和故事等[13]347-355。

  二是重塑哈布瓦赫及诺拉的记忆场所理论。美国学者杰罗姆?特鲁克批判了诺拉的记忆场所研究观点,认为哈布瓦赫用历史资料评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这种创新型方法论来研究集体记忆是极富有创见的,远非停留在“狭义的涂尔干主义”上。因此,杰罗姆?特鲁克指出,哈布瓦赫开辟了一条通往记忆的社会民族志学研究之路。对于如何拓展哈布瓦赫的这一研究方向,杰罗姆?特鲁克提出,当下研究应重点关注某些地方的“自发性纪念”如何能延续下去,应优先考虑“多元情境”的——民族志学,要防止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特定的“记忆的场所”,同时也要密切关注被修复或抹去的场所是否出现了纪念行为的复苏迹象。我们应尽可能地追迹溯源,研究真正的记忆地形学,让哈布瓦赫的精神遗产再度结出硕果[2]。埃米里奥?马丁内斯?古铁雷斯认为,哈布瓦赫的空间场所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谈论记忆而不提及空间是不可能的”,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空间及环境的被挤压会导致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的变化。社会性的时间与象征性的空间使我们能设置、回忆并重建记忆的框架。没有这些,记忆会蒸发,成为纯粹的流动。”[14]26-36本杰明?涅那斯与罗斯?普尔指出,近年来,人们日益深切地意识到,记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占有同等重要的角色。数个世纪以来,最显而易见且政治意味最突出的集体记忆的例子一直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本杰明?涅那斯与罗斯?普尔要阐明近期两种力图使集体记忆的概念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范式的做法[15]63-75。

  三是围绕重大历史事件深入拓展记忆场所研究。一批学者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和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开展了深入的“创伤记忆”“灾难记忆”等研究。Judt探讨了战后的欧洲国家如何面对二战问题,而围绕二战记忆的“抵抗”神话被建构起来[16]。纳粹狂热分子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对欧洲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7]。因此,只要提到记忆就必定提到大屠杀[18]。Charlesworth研究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纪念记忆场所的竞争性[19]579-593。德国在战后举行的大屠杀纪念,既包含了对过去事件的回忆;又是对纪念的记忆[20]。Marshall指出,时间和遗忘逐渐削弱了战争纪念物唤起记忆的力量,而纪念活动和仪式的声音和触觉成为强化记忆的主要途径[21]37-54。东欧剧变后,一些学者用后社会主义、后灾难性、后殖民主义等术语形容欧洲[22]。对于苏联时期欧洲各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如波兰的卡廷惨案、乌克兰的大饥荒(1932-1933年),学者也进行了专题研究[23]。对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也是西方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在传统史学家眼里,记忆与历史区别较大,记忆的不可靠性导致无法将记忆作为铁证来追寻过去的真相[2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后现代时期,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边界越来越趋同,因此,彼得?伯克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25]。

  四是从某一专业领域或现实背景、微观个案出发深入探讨记忆。德国阿斯曼夫妇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26]。法国人类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桑以一个埃及犹太人组织为例,探讨传统与记忆的内在关系[27]80-90。英国精神心理学家卡尔?费格里奥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作为心理社会飞地的集体记忆[28]92-108。施瓦茨等学者探讨了“声誉记忆”[29]。亚历山大阐释了“创伤记忆”[30]。埃尔针对世界全球化的现实背景,提出了新的记忆即“旅行记忆”“跨文化记忆”的研究方向[31]。列维和施耐德等提出“世界性记忆”[32]。康纳顿强调“记忆的身体维度”,探讨记忆在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中的操演和一体化过程[33]。意大利社会学家保罗?杰德洛夫斯基则研究了意大利殖民往昔的记忆[34]80-90。两位法国学者的著述《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忆之间》,探讨了布列塔尼人的地方性记忆[35]18-21。陆邵明梳理了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美国学者博格特、英国学者马丁、法国学者凯瑟琳?霍来尔、捷克学者安德莉亚?波克鲁杜瓦的成果。此外,基于记忆场所的重大现实意义,一些学者如芝加哥大学凯伦?提尔从如何活化创新记忆场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欧美一些国家意识到了记忆场所对于城市空间人文精神塑造的价值与作用,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保护策略与技术措施[36]1-8。

  由上可见,哈布瓦赫、诺拉之后的记忆场所研究,既有理论探讨的深化,又有对已有理论的批判和重构,多学科背景学者研究的介入,使记忆场所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当下互联网、新媒体、新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的记忆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迁,一些西方学者为此进一步解释了记忆的发生和延续机制[37]。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埃尔在梳理西方社会记忆学术史的过程中,提出应该把记忆放在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31]。而运用记忆场所相关理论,开启保护、挖掘以及活化创新记忆场所,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延续人们的集体记忆,建构地域、民族和国家认同,也成为西方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

作者简介

姓名:张立群/杨安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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