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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统治:马尔库塞与福柯的分析
2021年03月30日 16:19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赵庆波 字号
2021年03月30日 16:19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赵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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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尔库塞与福柯的工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与技术新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经典的案例。马尔库塞指认技术操控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了人的感情、需要、愿望,造就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福柯指出技术设计实现了将不同物质功能化处理的权力效应,其最终落点在于调配、控制、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使得权力统治从威严的政治机构散布到了日常生活,技术规训成为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组织的新形式。面对技术统治的危机,马尔库塞与福柯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技术统治;技术规训;单向度;马尔库塞;福柯

  作者简介:赵庆波,男,甘肃庆阳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

  现代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已被人们所周知,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统治问题,由于其高度的隐蔽性、伪装性,却一再被人们所忽视。“技术是中立的”,这种论调在马尔库塞与福柯看来颇成问题,他们看到了技术与社会统治的密切关联。他们都认为,技术与统治的关联性应当得到深入的揭示,这是关涉着我们是如何被支配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不被如此支配的问题。

  一、马尔库塞:技术的极权主义统治

  按照自然科学和工程要求所创造出来的技术系统,可以在因果控制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被普遍地应用到实践中来获取某种特定的结果。“技术手段的这种对内容无明确规定的工具性,使它在方法论上成为中立的即可以应用于任何特定的目的。”[1]这一论断表明:技术是中立的,没有任何自在的价值内涵,它只是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和方法。这种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广为接受。但事实上,技术中立论把技术与其社会应用分立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一做法使得我们无法去解释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对马尔库塞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的解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之久还未实现?马尔库塞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技术作为一种使人从物质奴役中摆脱出来的手段却成了统治人的新模式,“统治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的、生产的甚至有益的统治”[2]1。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系统已不简单是技术装备在数字意义上的聚合,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装备运转的日益自动化、合理化,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可靠的控制、调节系统。这种技术系统“不仅先验的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3]6。也就是说,技术合理性与统治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先验的关系[4],技术系统仅从资源对象的角度先验地把自然与人设定为特定的量化关系,从而在整体上实现资源对象的功能性筹划与控制。技术不简单是对自然的工具性征用,而是意味着对人的统治问题。就此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及其社会应用是无法分立的,“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3]6。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技术逻辑所引导与控制。

  技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它不再采取强权与暴力来施展统治,而是以技术合理性的方式来征服与控制社会成员。这种基于技术合理性的统治,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技术合理性突出体现为技术化的生产程序所带来的物质生产效率超过了任何单个的个人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技术成了统治的得力工具。发达工业社会的政府明确认识到,只有对机器化的生产程序和技术组织进行全面操控,只有把现有的技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才能增强自己的统治[3]5。这是由于:一方面,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以及它的增长和扩大生活舒适生活品的能力,成了政治统治的最好的辩护方式。另一方面,技术在生产设施中的使用,使得社会成为一个被管理的社会,受管理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共同体中,自动化机器统一化地支配着作为原子的个人。个人只有服从和配合技术系统的指令与要求,个人才能实现技术系统所允许的自我。人们按照技术程序来过一种合法的或“正常”的生活。工人与资本家、政治反对派与执政党都可以在技术系统中实施相互监督,工人与资本家、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利益都可以通过符合程序要求的方式得到相互协调与满足。技术体系同化了所有的反对力量,并引导这些力量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如此,技术在政治领域实现了一体化的统治。

  在经济领域,技术体系生产、满足、控制着人们的需要。技术体系生产出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的灵魂”[3]9。人们的需要已不是出自他本能的需求,而是社会的需要必须转变成个体常态化、标准化、协调化的需求,社会机器才能不停地运转,才能不断造就依附于生产链条的消费者。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由技术所引导、控制的消费模式把虚假的需求“移植”为一种人内心自动的需求,使得个人与社会达到了高度的预定和谐,人们丧失了对自由、超越性因素的渴求。“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3]6在一种由技术所建构的舒舒服服、保险又安全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变成了自由的消费者,购物中心成了人们行使自由权的公共场所,这种自由的选择非常巧合地与生产系统最擅长提供的东西完全一致[5]。既然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也无心阶级的不平等,更不会想着去发动革命。

  在文化生活领域,技术文化使得高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失效,单向度文化居于支配地位。马尔库塞指出高层文化的失效并不是由于它被否定与拒斥了,而是它被纳入了技术文化之中,其所蕴含的对立性因素与超越性因素被清除了。高层文化在宣传、营销、演讲中转变成了一种工具性术语,自由与理想这些伟大字眼每天不断地通过扩音器、报纸、网络等灌输到了人的灵魂之中,意识形态被转换成了真理,人们不断地接受其支配与指导。艺术经由技术的大规模复制沦为了商业文化中贩卖的商品。话语在封闭领域内转译成了一种操作性术语,思想对现实的否定性力量也就削弱了。技术文化企图把人变成一个灵敏的仪器,通过某些情节的输入,就可以使人产生所需要的情感、情绪,这样既可以消灭人所具有否定性的力量,也可以利用这些情绪力量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作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操控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所具有的控制功能、辩护功能、诱导功能使得一切不利于现行统治的否定性力量都被加以扫除,从而造成了一个只有肯定性思维的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社会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生活在单向度社会中的人屈从于技术装置,丧失了否定、批判、超越的内在力量,放弃了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变成了认同、顺从现实的技术物。

  我们看到,马尔库塞对技术统治的探讨是指生产、消费、民主程序之类的技术对人实施的整体性支配,这些技术依赖政府强有力的一体化的组织来实施。因此,马尔库塞所提出的技术统治是从权力的最高中心出发伸展开来的,是种一体化的统治,它有着稳定的技术程序,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力量的完全制服,这表明了马尔库塞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福柯完全不是从宏观的生产、消费、民主程序出发来探讨技术统治的,也不是基于一个统治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支配来剖析技术统治的,他本人提供了另一种关于技术统治的微观话语。

  二、福柯:技术的微观统治

  福柯采用谱系学的方法,指出不能脱离具体社会情景来言谈技术,技术并不具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本质,技术在其社会情景中意味着一种行动、组织、生产、秩序得以可能的方式。就技术与权力的关系而言,技术与权力是一种内在循环的关系,技术实现了权力的控制效应,反过来权力又扩充了技术的增长与范围。这不简单是说,技术对权力有用,权力就利用技术,更深层的意思是说,某种特定权力的施展必须借助技术才能实现其控制效应,技术实现了权力组织、运转的形式,技术意味着权力通过一整套的操作来控制事物。这样,技术就不是中立的媒介,而是在权力构建中起着规定着事物的秩序的功效。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著作中,对技术与权力组织、运转形式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笔者将集中于《规训与惩罚》一书来探讨福柯对技术统治所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理解。

  福柯指出,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是技术政治的统治示意图。“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6]226这种建筑利用光学与力学原理,进行一种精心设计就可以实现对肉体的控制,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6]200,就能够自动、持续不断地征服个人的肉体。技术统治的触点直抵每个人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可以捕获每一个人的位置、状况。“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能够一目了然地掌控一切,洞察任何细节,这就是技术所造就的完美统治。显然,这样的权力不是外在于技术的,而是内在于技术的设计。技术实现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组织、运转形式的转变,统治是精心算计的,它“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6]232。技术设计实现了将不同物质功能化处理的权力效应,规定了事物的秩序与真相,其最终落点在于调配、控制、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使得权力统治从威严的政治机构散布到了日常生活。正如福柯所言,全景敞视建筑除了发挥权力之眼的功能外,还可以是一个实验室,发挥改造犯人、教育学生、组织工人进行生产等功能。全景敞视建筑应被视作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它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确定了权力关系的运作的新模式,这种统治模式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采取暴力手段,而是基于对物质结构的微妙认识来加以实现的,它涉及的领域是肉体的空间分布及其力量的合理利用。

  全景敞视建筑所演示的技术统治并不简单是发明家的狂想,而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统治依旧占据着人们生活的中心,生产着人的现实性。技术触点的增加,使得权力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散布到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去操控身体。围绕着个人的身体,权力技术开始了自己的精心部署(dispositif)。通过技术的选择,技术政治不仅规定了身体做什么,而且规定了怎么做。个人的肉体要按照其力量、所处位置、所起的功能在空间中进行分配,要按照活动的要求进行特定姿势、特定节奏的周期性运作,要按照时间表进行序列化、渐进式地习练,要按照精确的命令系统复合式地发挥功能。福柯认为这种关于肉体的细微的形式多样的训练与操纵,从十七八世纪开始,就逐渐占据了学校、工厂、军队、监狱等区域,最终遍布整个社会有机体,规训社会就此形成了。规训技术使得肉体既驯顺又有用,它最终衔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之中了,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7]。这样的权力是技术化的,它是针对个人肉体而不断被发明出来、不断被完善的程序。它不是契约的产物,也不是自上而下从最高中心出发铺展开来,而是弥散于生活中的各种策略、计谋、措施无休止地对个人肉体的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等。惩罚、监视、检查、强制、训导这些琐碎的技术细节生产着肉体的现实,人是政治中的动物,这就是人的现实性。与社会的阶级统治、法律支配相较而言,细微的、日常的物理机制的发明使得权力统治具有自动、连续、匿名、经济、简单等特性,统治变得更理性、更经济、更具有支配性了。技术政治实现了社会群体之组织的新架构,建构了人的社会性。人并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技术权力的场域中可以实现互动、交流、合作的肉体,是适应社会功能的微小个体。

  马尔库塞与福柯都指出技术统治是一种异于暴力统治的新的控制模式:技术统治是一种合理化的统治,技术嵌入了生产与生活之中,技术统治使人变得既驯顺又有用。相较于马尔库塞而言,福柯的技术统治论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福柯所探讨的技术是形式多样的微观技术。微观技术与马尔库塞所探讨的生产、消费技术,民主技术程序之类的显性技术有着鲜明的差别,这是弥散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微小的细节,它们构成了统治的支撑点,“也许只说在政府身后、在国家机器的后边还有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够的,还要确切指明这种统治的活动点、位置和活动形式……如果看不清阶级权力的支撑点,就有允许它们继续存在的危险和表面的革命过程之后重新建立阶级权力的危险”[8]。显性的统治技术无法使权力连续地作用于个体的日常行为,这就留下了权力无法控制的“晦暗”区域,而微观技术的发明则实现了对个体日常行为的持续监督、审查、矫正,从而造就了符合社会秩序需要的规范性个体。微观技术在日常生活领域以难以辨识的方式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着常态化的细节管理,福柯的这一洞见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理论以及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在当下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第二,技术的微观统治不是从权力最高中心出发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统治,而是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了特定的合理性形式。既然技术统治所采取的合理性形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境域来说明技术合理性的统治形式。在特定的实践领域,具体的技术设计引导着权力的施展方式,只有揭露具体的技术设计才能暴露统治复杂多样的奴役。应该说,技术的一体化统治与技术的微观统治并不相互排斥与否定,而是构成了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双重形式,资本主义通过一体化的技术与微观技术实现了对日常生活从整体到细节的全面管理。无疑,马尔库塞与福柯分别在上述两个方向上提供了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论述。

  三、技术统治的争论及出路

  为了深化马尔库塞与福柯技术统治论这一主题,还需深入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技术统治是一种先验统治,还是一种情境化统治?第二,技术统治是否是意识形态的统治?第三,技术统治的出路是爱欲的解放还是抵抗式斗争?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系统先验地决定着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福柯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社会情景来言谈技术,技术只在特定的社会境域中发挥统治功能。马尔库塞对技术统治的先验理解会造成这样一个理论困境:既然现代技术先验地筹划着一切,那么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必然是由技术逻辑所确立的,如此,我们将不可能在技术逻辑的向度内对技术合理性所确立的统治发起真正的反抗,这也是马尔库塞陷入悲观状态的根本原因。技术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组织的根本形式,我们能找到更合理的形式吗?宗教、艺术、新感性能够解决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吗?宗教、艺术、新感性固然有其积极的价值,但这并不能否定对技术统治作出另一种解释。福柯运用谱系学对技术统治进路的分析表明:局部的、具体的技术设计引导了权力的统治系统功能的实现,如果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策略来转换具体的技术设计,我们将能够对技术统治发起反抗,这就破解了技术先验统治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也不意味着对马尔库塞技术统治论的积极成果的否定,而是技术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开放性、多元化为异质性留下了空间。福柯对技术统治的微观形式的分析提示我们:技术对主体施加控制时已将其具体的统治形式暴露了出来,人们可以介入这些具体的形式来寻求突破的空间。

  其次,马尔库塞认为从维护社会现存秩序的角度讲,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从技术起到统治功效来讲的。技术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不是用精神去说服、控制人,让人认同某种虚假的理念,而是依靠物质生产、消费的满足来操纵社会大众的心理,“意识形态被吸收进现实,成为坚不可摧的力量,其力量源泉正是生产过程本身”[9]。技术用现实的生产与消费来操纵人,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这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就使得现行统治得到持续不断的强化。福柯不把技术统治看成是意识形态的,认为技术统治是物质实践层面的活动,“这是些观察的方法、记录的技术和研究探索的程序,是些检查的工具”[10],这涉及的是具体细微的物质性活动,与意识形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分析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总是假设有一个人类主体,它与古典哲学所提供的模型相一致,主体被赋予了一种意识,然后权力被认为想要控制这种意识。”[11]个人之所以屈服于权力,是受了意识形态的欺骗,福柯拒斥了这种对权力的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威力,尤其在权力组织的底层,权力技术针对的是肉体,而不是一种预先确定的主体,相反主体却是技术政治的建构物。相对于作为其基础的结构、物质、经济决定因素而言,意识形态居于次要地位,所以需要谨慎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12]118。显然,两位哲学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他们愿不愿意采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进行理论表达,马尔库塞转变了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认为物质生产、消费活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而福柯的著作则围绕着具体的治理技术来探讨人的支配问题。毫无疑问,技术在某些层面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决不能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分析上。现实、意识形态和价值都侵入了技术设计之中,马尔库塞与福柯对技术统治的讨论可以实现一种有益的互补。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所操纵的消费文化与嵌入生活世界的技术规训,成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说,马尔库塞与福柯关于技术统治的讨论对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状况仍然十分有效。

  再次,马尔库塞在技术逻辑之外,寻求摆脱技术统治的方案。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但爱欲在发达工业社会受到了技术文明体系的压抑,发达工业社会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2]3,爱欲升华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欲蜕化为性体验与性满足,而性体验与性满足被技术体系所操控用来实现特殊阶级的阶级利益,所以表面看上去的性自由,实际上却是对爱欲的压抑,这种压抑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怎么才能把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呢?马尔库塞指出这就需要寻求一种非压抑性生存方式,即解放人的爱欲,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快乐,“爱欲则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一种新的关系”[2]261。在爱欲获得解放的文明阶段,个体需要与社会秩序实现完美的融合,个体需要的满足本身成了文明的建构力量。这种非压抑性文明之所以可能在于: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消除了物质匮乏,为基本压抑的解除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异化劳动,是由统治阶级的“额外压抑”所造成的,所以只要通过“总体革命”推翻统治阶级所造成的“额外压抑”,就能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到那时,工作不再是对人的苦役,而是一种基于生命本能的自由消遣。

  福柯认为技术所建构的权力之网流通、贯穿于主体,主体也只能基于权力对它的作用点来发起抵抗。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需要检查、标识、归类个体,对个体活动的可能性领域进行组织,而斗争就是要同个体化的管制进行斗争,因此“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去攻击这样那样的权力机构、集团、精英或阶级,而是特定的技术和权力形式”[12]331。也就是对技术发挥统治作用的具体机制进行斗争,拒绝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主体性形式,比如民众对医药公司控制的批评、囚犯对监狱管理的斗争、工人通过罢工来争夺自己的利益等。这样的斗争是无中心的、直接的,不期望革命的永久胜利、彻底的解放、阶级斗争的终结等。这样的斗争是迂回式的、反复的,充满着无数的对抗点,暗含着各种勾心斗角,法律、暴力最多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抵抗式斗争“有改变意义并引入导向未来发展的不同功能的权力。行动者可以带来不同的资源以深化他们的利益”[13]。所以,对福柯而言,抵抗技术统治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技术化的权力,原因在于:其一,权力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必要配置,我们无法谈论一个没有权力的乌托邦社会;其二,权力并不是恶的,它的积极的生产性为人们的活动、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权力所到之处也并不是没有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对各种技术统治形式进行改变与颠覆;其三,我们并不能消灭权力,只能以一种适恰的方式来玩权力游戏,减少权力游戏的不对称性和控制性。

  显然,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设定了人的抽象本能,不把人视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构物,同时他的爱欲解放论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福柯虽然强调通过现实的、具体化的斗争策略来改变我们的生存斗争,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只能依靠个体通过特定的情景来判断,他本人并没有提供本质主义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个体必须具备非凡的斗争智慧与勇气,通过巧妙的策略发起抵抗式斗争。如此看来,马尔库塞与福柯所提供的方案还是太抽象了。不过,福柯对技术的抵抗式斗争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权力游戏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充满着变数,行动者可以使用策略获取自身的利益。我们可以借助特定的技术形式(如网络技术),来实现民众力量的组织,通过介入具体的技术设计,来改变统治力量的极端不对称性和控制性,为赢取自身的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

  四、结语

  可以说,马尔库塞与福柯的工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与技术新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消费文化与技术规训成了社会控制最有效、最符合经济要求的合理性形式。然而,这种合理性所造就的技术生活世界,窄化了人类的生活经验,引发了人的生存危机,这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难题。马尔库塞与福柯的工作已为我们揭示了技术合理性的双重统治形式,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沿着两位哲人所开辟的道路,结合当下时代的具体情况,跟踪技术发展的新动态,识别技术所建立的新统治形式,才能以有效的形式介入技术的具体设计,从而影响技术功能的调整乃至变形,这也许是我们应对技术挑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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