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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动现代性表征的网络亚文化趣味认同研究
2020年12月31日 14:20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龙 潘庆轩 字号
2020年12月31日 14:20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龙 潘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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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亚文化趣味认同现象是一种流动现代性的社会表征。网络亚文化是一种游戏本体的文化,其内涵呈现稀薄化态势,网络亚文化生产是一种产生于碎片化社会环境下的圈层运动,其趣味的产生是交往行动的产物。网络亚文化的趣味认同是流动现代性的关系充足过程。随机应变、灵活机动成为当下网络亚文化生产的总体策略。由此观之,表层的趣味认同,即是当下即刻的情绪、思想、观念的分享和传播;深层的趣味认同契合了流动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质的规定性,演变为一种文化实践。

  关键词:流动现代性;网络亚文化;趣味认同;媒介文化

  作者简介:陈龙,男,江苏扬中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18ZDA313)。

  一、引 言

  当代媒介文化的发展总体是按照现代性的脚本推进的。但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当代社会进入了一种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科技加速释放时间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新的文化样态。这种新型文化样态迥异于传统具有根基性的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碎片化信息文化,其生成和消亡与文化谱系根基无关,趣味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寿命。因此,“加速社会”的文化,无论其空间和时间延展性多么宽广,都是一种阶段现代性的表现。

  讨论网络亚文化的趣味认同问题,必须先做一个简单的理论谱系的梳理。康德美学较早关注文化的趣味,他认为“‘趣味’是普遍有效的方式判断和选择的能力”[1],并从审美的高度认为趣味是非功利、无利害的境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他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针对康德非功利、无利害的纯粹趣味美学进行批判,坚持将趣味划分为工人阶级的趣味和精英阶层的趣味。他认为后者看似超凡脱俗,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精英阶级的自身特权。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提出“集体趣味”的概念,认为趣味形成的环境是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的社会环境,且趣味的形成得益于他人的肯定和相互交往中他人给予的定义。“那些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并有相似经历的人会形成共同的趣味。”[2]布尔迪厄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视野对趣味问题进行宏观把握,认为趣味具有“区隔”功能:人们运用符号象征资本,以表明自身的阶级位置,而这些文化或艺术消费领域的区隔,就服务于社会差别的合法化。“每种趣味都可以组织和分隔社会中的人……由于趣味是一个人拥有一切(包括人与物)的基础,也是自己与他们的关系的基础,所以人们便借此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他人进行分类。”[3]9我们很难对网络亚文化趣味进行阶层定位,但因趣味而聚合,因趣味而更替,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它区隔了什么?内部因什么而形成认同?

  我们看到,网络亚文化传播本身是在一个自交流系统中进行的,趣味是维系这个自交流系统的纽带。趣味认同在网络空间呈现出迭代加快和分布多样化态势。这与阅读时代男女老幼趣味一致的文化格局大相径庭。网络亚文化缺少恒定的文化基模,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文化自生产与模因传播催化了迭代更新,也催生了亚文化趣味向感性体验靠拢。建立在感性体验上的文化认同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将直接冲击文化整体性建构,值得我们深思。

  二、流动现代性与游戏本体的文化

  当前的网络亚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其本体特征是怎样的?这需要对当下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生产格局做一基本的分析。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2000 年后先后出版的《流动的现代性》(一译《液态现代性》)、《液态时代》等书中表述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液态化,现代社会已经从一种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固体状态变为流动、轻盈、千姿百态的液体状态。所谓“流动现代性”,“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即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液化’的状态。流动现代性状况下的人们过的是一种‘液态生活(liquid life)’”[4]1。在鲍曼看来,现代人生活在“时间密集,空间紧缩”的环境中,时间成为衡量智慧和能力大小的最重要因素。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轻灵的现代性”来描述当前的社会状况,揭示了社会的流动和解体趋势,作为对比,他将先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固态的现代性”。在鲍曼看来,流动现代性时期,没有长期的目标,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绝对的价值,没有毋庸置疑的原则,一切皆如流动的液体一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文化的发展特征。鲍曼认为现阶段“窄化”“碎片化”“瞬时化”的时间已经代替了先前阶段“线性”“方向性”“绵延性”的时间。“在今天,人们憎恶、躲避持久性的东西并珍爱短暂性的事物,然而却是那些失败者——尽管有极大的困难——正在激烈地抗争,以使他们微不足道、没有价值、昙花一现的所有权持续得更久一点。”[5]42在传统媒体时代,价值观念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阅读、书写还是电影电视,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态化、标准化的思想和情感模式;但是在流动现代性时期,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不变的原则,而文化就如同液体一样,永远处在变动不居之中。“窄化”“碎片化”“瞬时化”匹配了现阶段的社会特性。

  “固态”社会的文化强调长期的深思和积累,这有助于产生不朽的文化。正是“深思”这一“固态”文化生产模式,人类才创造不朽的哲学、艺术、文学等经典。随着社会由“固态”变为“液态”,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向“零散化”,行为方式变为“非规则化”了,网络时代这一倾向尤其为甚。以鲍曼的这一理论来审视网络亚文化的种种表现,可以恰当地解释其内在规律和总体特性。

  自Web2.0技术普及以来,UGC模式的盛行,改变了文化生产的自上而下模式。网民不再是大众社会里的一盘散沙,新媒体将以往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失落的共同体”中的个体重新聚合起来,形成一种虚拟共同体。人们得以通过网络技术平台,实现了由“共同兴趣”聚合向自发性共同体的转变。在网络共同体中,因网络书写互动主体与书写方式的后现代特性,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充满了颠覆、狂欢和无羁的书写互动趣味。[6]从整体现代性进程角度看,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网红”“抖音”“快手”等这些当前感性化的文化样态终究是历史阶段性现象。如果把现代性整体进程看做是河床,那么那些阶段性的文化现象就是河床上的一朵朵浪花,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河床走向。

  基于对“液态”时代特点认知,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根本的文化本体观已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革命。文化本体观已经不可逆地发生转变,其核心是感性体验,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游戏本体。这完全有别于传统以对“人”的思考为核心的文化本体观。“所谓人的文化本体,是指人得以生成、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构成的前提条件、途径和基础。人只有获得了文化的本体, 才能够使人取得进入人类社会的密码——人之成为人的语言、知识、精神、道德、生活习惯和技能等, 才具备了作为人的资格和内涵。”[7]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强调的是对人在当下境遇和未来的思考,具体说,人们对所涉及的社会、人生、生命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思考都贯彻着人文精神。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关于“人”的思考架构已从文化的本体世界慢慢褪去。马克思所讲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强调了艺术的认识性、社会性,突出了它的“上层建筑”性质,“马克思把文学艺术看成是一种‘艺术生产’就强调了文学艺术的实践性、生产性、加工性,注意到了文学艺术本身与‘经济基础’的实际联系,这样我们就既从哲学的高度俯视文学艺术,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到文学艺术活动本身……在文学艺术作品也成为一种可消费的商品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观念就尤其显示出了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8]19“艺术的掌握世界”的关键性指标在网络亚文化中变得日益模糊了,因为UGC的文化生产不再体现上层建筑属性,也很难上升到哲学高度来洞察其内在价值。感性体验和感性表达成为文化生产的常态,其文化本体已不再是思考,而是感觉。我们不妨称之为“游戏本体”。“游戏本体”的支撑核心是“趣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核?对此,布尔迪厄有一个专门术语叫“惯习”(habitus),他认为,“惯习”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为趣味,趣味反过来使阶级界限更加明确的分析。“趣味作为文化习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乃是整体的阶级习性的一个关键性的区隔标志。”[9]网络亚文化是新媒体技术诞生以来出现的新型文化形态,因为产生于网络空间,一开始就具有分享性质,只是在代际文化上设置了技术障碍——趣味,成年人往往不太容易接受或使用这种文化,也不适应这种趣味。这些趣味化的文化往往具有相对独立、封闭的秉性,发展至今已蔚为大观,具有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势能。网络亚文化的生产、消费过程都与“玩”密切相关,建立在“玩”的行为之上的网络亚文化,自然就是“游戏本体”的文化。

  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游戏本体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内涵稀薄化的倾向,即不求深度,只求快感。在游戏本体时代,情感交流(聊天)、游戏、娱乐……一切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娱乐取代了阅读成为了人们获取快感的最主要方式。但是这些快感和趣味更多都是虚拟的,大众不再接触过去时代最好的文学、音乐、戏剧、诗歌,而是沉迷网络游戏和网络社交,并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游戏本体观正成为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基础,传统思考本体的文化至此出现断裂。

  游戏本体观视域下的网络亚文化内涵稀薄化,其产生的原因有三:

  首先,传播技术的便捷化是网络亚文化内涵稀薄化的重要原因。媒介技术的快速变革带来了传播的便捷化,使得网络亚文化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从早期的社区、贴吧、博客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网民获取信息变得更为便捷,UGC文化生产也成为新媒体文化生产的主要模式。网络语言、表情包、恶搞、黑客、迷族等亚文化形式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技术赋能使得表达更快捷,当下的即刻表达、即刻反馈,去掉了文化生产流程中的“打磨”“锤炼”环节,节点传播业使得内容缺少专业的把关流程和必要的沉淀,因而内涵的稀薄化在所难免。这些亚文化形式有个共同的特点,即个体化的生产。网民在这样的技术攻陷下,更易失去思考和辨别的能力,往往陷入随波逐流的非理性状态。

  其次,从亚文化传播主体看,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原住民”青少年群体从一出生便接触了网络虚拟内容,并逐渐适应了虚拟化的传播形式。想象性建构是网络亚文化主体的一个惯习行为。例如“二次元世界”是一种类似童话世界的想象性建构,这种网络异托邦世界究竟有多少内涵和价值,按照传统思考本体文化的标准来看,是一种长不大的“大儿童”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折射。网络亚文化主题反叛成人文化,固守低龄化的文化格局,依据低龄化精神与情感世界建构了虚拟的文化,形成了幼稚化、片段化、异质化的品质,这导致文化内涵不可避免地逐渐稀薄化。

  再次,网络亚文化身处在消费社会,不可避免地体现消费社会的特点。生产与废弃成为一对共生性的行为。鲍曼直言:“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0]102网络亚文化的生产加剧了“过载性”废弃,它意味着冗余、过度或滥用,即时生产即时废弃。网络亚文化生产的速度是惊人的,节点传播格局和UGC生产模式使得文化生产迅速产生冗余和废弃。绝对统一的“趣味”没有了,而“我群”都想将自己的意志和趣味推广成为其他群体的共同意志和趣味,形成网络亚文化“想象共同体”。于是,文化普适性成为追求目标。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中指出的那样,他择性是媒介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11]149特别是当他择性文化样式出现的时候,在英特网上发布信息成为“为承认自我而书写”的文化认同路径,他择性是消费社会供求关系的保证,大量的网络亚文化个体化生产必然产生冗余,正如鲍曼所言:“冗余是废弃物最忠实的同伙,对它的庞大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数量如此之大的‘可用’或者‘现成的’信息,被草草地阅读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咀嚼吸收并记住了”。[10]19 快速而大量的网络亚文化生产满足了“想象共同体”成员的消费需要,也将文化的内涵追求逼进了死胡同。如网络追文族将网络小说的生产塑造成了具有广泛趣味认同的形式,然而其小说的精神内涵从追文族追文开始时就消亡了。网络亚文化的游戏本体属性是现代性因然,也是消费社会实然状态,游戏本体文化的本质是感性体验,其隐含的文化危机也将是社会难以应对的。

  三、交往行动与网络亚文化趣味的生成

  毫无疑问,网络亚文化产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交往行动。交往行动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性关系的中介。马克思认为交往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马克思所说的交往行动,强调的是一种“普遍交往”。他认为,交往行动只有克服了分工,实现了“普遍交往”,才能使个体的社会性本质真正得以实现,从而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分工的出现才会使人沦为生产的工具,失去主体的自由,受到限制。他指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2]515也就是说,个体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空间的交往状况。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区分出了4种行动类型: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式行动、交往行动。他更看重第4种行动,因为它更能解释当代媒介社会的现实,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理解与共识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交往理念,还是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理性”,他们都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置于重要的位置。网络亚文化是交往行动的产物,那么在交往行动中趣味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需要从文化主体的交往行动过程进行分析。

  首先,网络亚文化是一种新的交往行动方式。从生产方式来说,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被大工业生产所取代;从社会环境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的历史纵深来考察,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中越演越烈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传统交往的有机连带崩溃现象。随着以血缘、地域为联结的有机连带转变为社会系统的功能性、趣味性联系,作为联结社会关系的交往行为面临着多重挑战。面对传统与新型社会关系的矛盾,青少年群体中新型的交往行动方式逐渐形成。他们热衷于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言谈中充斥着“吐槽”“恶搞”“戏谑”等内容,以亚文化为载体,重新适应并建立了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亚文化成为了一种新的交往行动方式。

  其次,网络亚文化交往行动表现为一种圈层文化生产。无论是网络语言还是网游体验交流,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实践渐渐也酝酿成各种话语形式,并日益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朋友圈、微信群、QQ空间,久而久之成为青少年特有的话语方式。网络空间的交往,圈层成员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甚至是观点而自发地走到一起,于是出现了网游、耽美、萌宠、弹幕等亚文化圈层,其交往初始阶段并无明显的政治倾向,但随着青少年“普遍交往”的深入,文化的交往实践自然会涉及政治内容。例如网络恶搞、吐槽、反讽、标签、人肉搜索等,作为交往行为已经发展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一种特有的文化样式,成为圈层“想象共同体”内广泛接受、认同、喜好的符号形式,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趣味共同体”的经验和意义分享。这是最直接的、最表层的交往行动。在当前传统主流媒体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形下,这种网络空间的共议有缓解网民社会焦虑的功能。

  再次,网民的交往行动是在信息碎片化传播环境下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网民的交往行动具有天然的不系统性,也决定了网络亚文化生产带有碎片化倾向。网络亚文化主体的政治诉求往往“隐写”为自由、放松,多数情况下是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和抵抗,其诉求终结目标是对自我放纵。网络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它直接体现了交往行动。就语言学“以言行事”规则来说,各种吐槽、恶搞、反讽、自嘲等网络行动表达了网民群体对现实的批判、抗争、恐惧、无奈、沮丧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交往行动中的非系统、碎片化的政治诉求,始终停留在感性政治阶段,而非理性的交往行动决定了多数情况下的趣味认同,是一种政治盲动或文化从众。凭借网络事件的感同身受、网络活动的共同爱好、网络产品的共同体验,所形成的趣味认同难以承载公共领域的使命。

  最后,青少年网民在交往行动中对公共性议题的关注逐渐减少,对个体议题的关注逐渐上升。这导致了文化趣味的转型,网络亚文化趣味渐成气候。网红表演、“双十一”购物感受、抖音、快手等都宣示着青少年网民趣味的改变。他们对于明星、时尚、游戏、耽美、萌宠等私人性话题的关注超过了对公众议题的关注。按照布鲁默的理论,网民在交往行动中往往会假设有一个“趣味共同体”存在,每个个体与这一个集体有种“共感”约定,只讨论这个群体关注的话题。比如网民通常愿意在微信群、朋友圈分享文章或游戏心得,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们更倾向于小范围分享,因此小众化“专业”议题是“趣味共同体”更为认同的纽带。专业化议题的讨论逐渐远离了政治公共性。即使是相当扩展的空间,无论是BBS、贴吧、微博、微信,聊天、评论,所讨论的内容往往夹杂着私人信息,公共话题和私人话题的界限非常模糊;再者,戈夫曼提出的“前台”的概念,也提醒我们:青少年网民的某些交往互动存在着伪公共性倾向,某些圈层成员为了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往往会进行一定的表演,因此所表达的意见并不具有公共性。

  网络亚文化作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逐渐消失了,这也标志着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意涵建构已经被用户、玩家趣味所取代。哈贝马斯所说的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式行动、交往行动渐渐褪去了价值理性,渐渐被工具理性所控制。玩家趣味按照工具理性只需实现用户群体和利益最大化,因此交往行动的结果就是不知不觉按照市场逻辑行事,于是,网民看到在快手APP上,类似“14岁少女怀孕晒娃”的网红视频屡见不鲜。“高点击率”“高点赞数”成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也成为衡量趣味认同的标准。

  以游戏体验、吐槽、恶搞为代表的亚文化成为新的交往行动方式,意味着趣味成为交往的主要目的。一方面,交往的主体是基于趣味进行交流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地域、邻里为纽带的,这时候的互动交往是基于社会性的需求;到了工业社会,人们的交往是基于功能性的需要;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以网络亚文化作为交往行动方式,是基于一种纯粹的趣味性的靠拢。在交往过程中消解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再以理性的、社会性的需要来进行交往,而是以展演、倾诉、发泄为目标,是一种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的交往行为。

  另一方面,主体也在交往中获取了趣味。谈论网游的人不只是谈论游戏本身,还谈论游戏里的副文本,如游戏的背景故事、游戏人物或者是英雄的皮肤等。在交流中谈论者获得了超越游戏本身的趣味。吐槽话语不包含理性话语交谈中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而只是集中于趣味和娱乐。但娱乐和趣味的获取并非没有门槛,吐槽式的交往行为存在着“槽点”的设置,只有读懂“槽点”的接收者才能真正地理解吐槽并分享吐槽的趣味。这一点与布鲁默提出的“集体趣味”十分契合:“趣味形成的环境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且趣味的形成得益于他人的肯定和相互交往中他人给予的定义”。[2]5

  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语言在交往行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趣味的建构也建立于语言文字的书写互动。“在网络空间这个新的语言场域中,网民突破了时空的枷锁,沉浸于后现代文化的狂欢中,颠覆、重构、消解着自然语言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追求着碎片化、快餐式和混搭的语言表达,以有限的语符创造出意境无限丰富的内涵。”[13]235在网络空间这个随心所欲的舆论场中,理性的语言和严谨的书写被随意、碎片化的书写风格所取代,人们沉浸在这样的话语狂欢中,建构了一种颠覆、无羁的狂欢式趣味。

  四、趣味认同: 流动现代性背景下关系重组

  当下社会已经呈现出一些液态现代性特征:进入“加速社会”,人们对快速、高效、海量、便捷等的追求取代了漫长的品质等待,速度成为能力和智慧的决定性因素。当下中国消费社会的形貌已经形成,新的规则不断产生,旧有的规则与标准都正快速“液化”,不再存在稳固的单一权威。于是,网络亚文化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诸方面关系正在悄然发生重组。人们完全不能按照既有的传—受关系来衡量液态现代性背景下的诸种文化关系结构。

  现代性的过程始终充满着二元对立,解构总是同它的对立面——某种形式的约束和强制——矛盾共存,因为一种新形式的实现总是意味着取消它的另一种形式。我们看到,现代性进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种文化不适应性。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不适应,是近代文化分化促成了古典主义的瓦解,文化出现了明显的不和谐、冲突和矛盾,按西美尔的说法是“文化悲剧的时代”,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理性对精神的凌越,使人们不能诗意地栖居。第二次不适应表现为信息技术快速变化,工具理性盛行,文化走向极简主义。网络亚文化由于媒介技术加速器的推动,呈现出晚期现代性特征:非主流、非传统、本能化、简单化。由于迭代速度加快,代际差缩短,其液态现代性空间里的关系在主体、趣味、技术之间的不断互适测试,文化风格驻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文化内涵在“当下的缩水”产生了新型异化形态。

  网络亚文化的趣味是一种什么样的趣味?由谁来生产?这是研究身处流动现代性社会背景中的网络亚文化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由于系统制造的矛盾错综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社会分化造成社会组织的涣散,社会功能的“退隐”造成社会成员“被个体化了”,“个体”失去指望或关注社会的动力,除了关注“自身内部”和“一己私利”外,不会产生出趋向公共利益的兴趣和意愿,这种“个体化”趋势导致了自由主义上升。网络亚文化的生产主体是中国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群体,由于一出生就接触网络文化,崇尚自由,放纵自我,无拘无束的个体化特征几乎就是先天性的。因而从他们开始记事时起就对传统文化采取排斥、抵抗的态度,因此,在网络亚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呈现“仪式抵抗”成分。骨子里与成人文化的区隔、不兼容的自由主义,决定了亚文化趣味认同也是先天性的。正是这种自由不羁的气质,成为千千万万青少年群体趣味认同的基础,由此出发又衍生出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的文化姿态——对传统的漠视、对成规的抵制,甚至拒绝交流;或者表现出玩世不恭的姿态,刻意运用技术化表达优势来形成对成人文化的疏离或隔绝。围绕个体趣味所进行的文化生产,造成他们始终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去程式化、去规范化的文化生产一旦成为流行文化,就会转入一种“博取眼球模式”的书写,极容易被包装成一种个性化的文化产品,貌似青少年群体的“自我理想”实现,实际是资本“狡计”下的“他者”控制。

  在流动现代性时代,文化迭代速度加快,文化阵地易主是常态性事件。随着文化风格驻足时间的缩短,网络亚文化往往采取“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策略,及时让渡文化舞台,顺应风尚的变迁。及时更新是青少年网民文化适应性的对策。趣味一直处于流动之中时,新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生成,旧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瓦解。例如,男性“95后”群体的交往行动方式是游戏,游戏是他们的趣味所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本喜欢玩游戏的人渐渐地不再玩游戏,他们慢慢地从趣味共同体内部脱离。同时,喜欢玩游戏的人不会钟爱于某一款游戏,随着游戏的更新换代,旧的游戏玩家转移到新的游戏,原先聚集起来的趣味共同体就会随之解散,转移到新的趣味共同体中。由此可知,趣味及其认同行为也是“液态”的。

  从传播者角度看,节点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已经多元化、零散化。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的UGC生产模式,文化生产的主体与受众已经合二为一,传统的传—受关系已经“液化”并重新组合。例如,追文族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网络写手已沦为匠人,他所做的不过是一种“订单式写作”,为了迎合追文族的需求,他会调整写作结构。因此,网络作品可以说是追文族与网络写手共同完成的,作者是传播者与受众合体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读写关系被颠覆了。

  从接受主体角度看,受众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角色已转身为“用户”,用户的体验式“浅阅读”使得文化接受的“常规化时间”变为“瞬时”浏览,这是消费社会文化接受特征的体现,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常常以追求欲望的满足或感官的刺激而非生活的需要而消费,浅阅读的跳跃式、碎片化特征正好满足了现代社会对短期信息摄取和暂时心理。内容“微”化、主体“零散化”、体验的“瞬时”并不足以涵盖亚文化传播领域的“液态化”特征,用户趣味的变化才是衡量“液化”程度的关键指标。

  从读写互动角度看,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具有严谨的叙事结构和理性表达的书写方式已经过时了,亚文化情绪化、无厘头、碎片式的表达成为时尚。网民随心所欲、浅尝辄止甚至断章取义地进行书写互动,模糊了主客体及主体间性。读写互动过程主体的彼此认知、认同,其实是基于一种“自我理想”的幻象,本质上是为了得到假想的他人的赞许、要求、期待与召唤,即“欲望着他者的欲望”。在此意义上,亚文化书写的自我认同与其说是一种幻象,不如说是他者意识的“侵凌”。为他人写作,为他人提供参考建议,实际上都是“趣味共同体”的交往行动。共同趣味、亲昵接触、相近的意见表达都使得共同体印象的加深。

  这样,流动的(液态)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受到即时性、可替代性和快乐至上原则宰制和统摄的消费者社会,那种在固态现代性时期面向“未来”的长远计划已经被盯住“当下”的随机应变的行动所取代。随机应变、灵活机动成为当下网络亚文化生产的总体策略。由此观之,表层的趣味认同,即是当下即刻的情绪、思想、观念的分享和传播;深层的趣味认同契合了流动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质的规定性,演变为一种文化实践。无论是在场参与还是虚拟参与,所有文化实践者都是文化趣味的营造者,这种文化实践都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之处:没有固定的脚本、没有固定的演员,甚至没有固定的舞台,网络亚文化表达的是当下即时性感性经验和趣味,因此,这种文化也无法沉淀,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成长路径也不复存在,它本质上就是消费社会的产品。那么,从这一角度说,亚文化主体认同的也是即时的感性经验和趣味,认同的内容不具有启蒙价值,认同过程也失去了神圣性,而直接转变为一种狂欢性。

  五、余 论

  流动现代性背景下,整个社会都在由“固态”向“液态”转化,人们的生存方式变得“流动化”,思维变得“零散化”,行为方式也显得“不规则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网络亚文化的趣味认同呈现出了一种“液态”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液态的社会状况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流动的社会,文化内涵逐渐稀薄化,文化趋于游戏本体化。年轻一代对网络亚文化普遍地趣味认同,这一现象已成为一种社会症候,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窳败趋势呢?

  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虚拟社会的文化危机。网络亚文化的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更新换代的产物,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思考基础之上的,对“人”自身的反思,是文化的根本。网络亚文化基于个体感性生产,总体模式是边缘尝试、中心燃爆。“口味”(taste)始终是创新的基础。在消费主义时代,“口味”驱动,其中多少带有享乐主义和物化转型,这一点值得警惕。

  其次,需要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话题。消费主义时代,亚文化生产的个体化,关注个体趣味带来公共性议题的消亡。公共生活不断私人化,公共领域被私人领域逐渐侵占。同时,在社会性终结的情况下,亚文化成为新的交往行动方式后,个体在交往时以趣味作为纽带和联系,在交往中形成流动的趣味认同。倡导重回公共领域,意味着人们会更多地关注公共话题而不是个体化的话题,能够引导年轻网民从对自身利益和趣味的关注转向对公共领域的关注,这对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

  再次,需要重建批判精神。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文化也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元化已成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趣味认同容易导向照单全收的局面,因此缺乏批判精神的后果就是媚俗艺术的诞生。对现实的永恒批判精神是现代性的本真精神,在网络亚文化生产消费过程中,都需要批判精神在场,批判精神能保证趣味认同不会跑偏。

  晚期现代性具有多样可能性,文化的多模态本身并不代表危机,媒介文化传统的消解是媒介技术带来的,电商消解了传统的商业形态,网络传播消解了大众传播的存在模式。商业、教育、社会、文化等一切都在发生位移,旧秩序正在消失,新秩序正在形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抗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今天则不同,从文化样式到话语形态都在发生变革,甚至引发社会秩序的调整。例如,“帝吧出征”“戴立忍事件”与80年代的政治文化潮流不同,网络政治正由“沉重的符号”向“轻巧的符号”转移文化风格,潮流“驻留”时间缩短,产生无所适从感;在文化迭代中,传—受模式、文化审美、接受体系的变革,造成体系不兼容。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现实是资本驱动,卡林内斯库所说的“媚俗艺术”大行其道,审美现代性终结带来“灵韵”的消失,心理落差与失落成为普遍心态。资本的“狡计”正在一点一点消灭、蚕食文化的精神空间,使之丧失灵动性。

  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表示担心,数字化生存的消费者日益掌握了强大的信息过滤、筛选功能,这不仅可能导致大量信息人为流失,造成消费者口味的单一化,更重要的是会降低民主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经验,乃至加速小群体内部的封闭和极端化。这种深层次危机感,才是促使我们今天研究网络亚文化“趣味认同”问题的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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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龙 潘庆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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