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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2020年01月21日 17:11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龚莉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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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但通过“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形成的“信息茧房”却让受众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它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递;导致“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计算机通过大数据隐性地给个人匹配相似的信息,并为用户推荐相似的传播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解和孤立的作用。个人会处于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困境中,因此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者牢牢掌握话语权;转变话语的讲述方式;提高网络信息的供给侧改革;占领网络领域的主战场,防止意识形态领域主体空间的挤压和缩小。

  关键词:信息茧房;意识形态;话语权;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专项招标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体系整体建构研究》(18VSJ005),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8ZD001),江苏省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SJBFDY333)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应为全方位、全过程、多角度、多层次的掌控,随着计算机“算法”的精准推送,受众被越来越多地被推荐具有个人偏好性的新闻和内容。因此,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像蚕蛹一样被束缚的情况,他们被裹挟在“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在意识形态领域个人越来越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算法”成为全新的“话语霸权”,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被削弱化和孤立化。国家的意志无法通过互联网平台自由地传递给受众,个人也自动“屏蔽”了国家的主流思想,这给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作为个人阅读受众所产生的数据随时都可以被收集和分析。作为网络上的用户,浏览痕迹、点击偏好、阅读频率、爱好兴趣、点赞情况、性别、年龄、移动轨迹、消费金额、购物爱好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分析出来,可以通过大数据给用户“画像”,在“画像”之后,个人的主要基本情况就会呈现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巧妙”地给个人推送倾向性的内容,个人也乐于接受类似信息,这种“合谋”就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挑战和危机。

  1.“信息茧房”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信息茧房”是美国学者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来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1]。在大数据时代,计算机通过智能算法推荐将以往的“全盘式”推出转化为受众自行“个性化”的选择进而再演化为“选择性”爱好推送。计算机通过智能抓取受众的每一次阅读偏好、阅读时间、点击频率等方式,推演出受众的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倾向爱好、阅读习惯、购物偏好等,借此推送给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长此以往,每个人将像蚕蛹一样将自己束缚在自我偏好的信息城堡之中,无法逾越出自己的偏爱和喜好。

  对于互联网传播媒体来说,这是令人振奋的技术手段,提高了受众的黏性,让用户点击或购买自己喜爱的物品,形成一种“沉浸式”的状态。当人们完全投入到信息铸就的高墙中去后会集中注意力,完全过滤掉“杂质”,一个接着一个地点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就解释了为何有人会沉迷于今日头条、抖音、快手、流视频中无法自拔,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网络算法不知不觉编织好的内容,受众陷入了自己结的“信息茧”中。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信息茧房”是阻碍其传输给所有民众的“过滤器”。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认为:“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里的领导人而言,一个安慰是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2]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领导者如果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将会导致接收信息的片面、极端和群体极化,甚至会导致负面信息的不断扩大化、消极化和强化。而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可能由于受众的不感兴趣,被计算机算法自动“过滤”、数据被自动“清洗”、内容被自动“忽略”。信息在被个人自我选择之后,经年累月后个体会越来越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信息无法迅速传递到受众中去,在信息的高墙中,妨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受众的公平接受权。这种话语传播方式导致“去中心化”的语境,人体不但能成为信息发散点,也能成为信息自我选择接收点,使得传播方式呈现出原子化布朗运动现象,没有规律且无法管控。“信息茧房”是现代化技术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隐忧,在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新闻媒体“生产——传播——消费——反馈”活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技术方面的挑战。

  2.“信息茧房”使“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1980年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 Neumann)在其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中对舆论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她认为“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缄口不言’。”[3]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基于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趋向于从群体的意见中获得支持,避免处于孤立、边缘的状态。因此当人们的意见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不相符合的时候,就会选择“沉默”自己的意见。

  “沉默的螺旋”在大众传播中,形成一种“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伊曼的观点,在一种意见气候中,如果和“强势意见”相违背,那么必然会被冷落和歧视,而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由于害怕被孤立和落单,有时候就趋向于“大多数意见”。这也和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的《乌合之众》一致,人群总是趋向于“大多数一致性的意见”,在现代传播过程中,“共鸣效果”显得尤为突出。当人民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人肯定的时候,个人就会大胆地表达自身的观点。这也就解释了“网络大V”“意见领袖”为何能在网络世界呼风唤雨,形成气候,传播观点。当弱势的意见或者观点在公众舆论中越来越“沉默”,这就会让强势的意见得到进一步的社会传播。“在信息技术的‘赋权’下,昔日处于被引导和被支配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草根阶层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或部分成为)了传播的主力。”[4]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如同置身于信息的“超级市场”,拥有较大的自由对比选择权,同时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个人拥有了信息自我生产、上传、传播、评论的权利。网络的发展使得以往的“沉默的大多数”转战到互联网公共意见平台中,给予他们选择自身偏好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发展衍进的角度看,“信息茧房”是“沉默的螺旋”的进一步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沉默的意见愈发地陷入失语的境地后,个体就会陷入自己的“舒适区”,陷入“信息的茧房”中不愿意在公共网络领域大胆发声,表达自我的意见和观点。“沉默的螺旋”的理论适用于当时20世纪的社会现象,并对此做出了理论注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群的产生,“信息茧房”理论针对“沉默的螺旋”的进一步理论升华,更能针对当前网络意见失声之后,个体意见“内卷”的一种解释。个体不停地接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作茧自缚中不断接受类似的信息,长此以往,就可能形成与自己阅读内容相同的“相似的观点”。一旦受众偏离主流的意识形态观点,可能会在“小众”“亚文化”的群体中越走越远,越走越偏,最后陷入孤立的“小众部落”中,形成自我的“沉默的螺旋”,在自我的小天地中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但是在公众场合却一味地“沉默”下去,无法融入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现象给大众的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当数据算法掌握到传播的主动权,那么对国家主流意志的传播是重大的阻碍,国家的主流信息通过计算机过滤,无法深入到受众的移动端,最后会形成受众“沉默的螺旋”现象,受众会沉溺于自己的“小天地”。

  3.“信息茧房”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

  “把关人”理论又称“守门人”理论,是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各种信息泥沙俱下充斥于传播场域中,因此需要具有一定政治立场、媒介素养的人员对其进行筛选,找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政治立场、阶级需求、公序良俗的信息进入到受众视野中。[5]这些“把关人”具有一定的筛选权,成为不良信息的阻断器,这也保证了信息的纯洁和接受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怀特将“把关人”概念引入新闻领域,他认为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关键的把关人就是记者、总编辑、播音主持,“把关人”在促进社会稳定、引导信息走向、切断不良信息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中国社会“把关人”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要兼顾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不违背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坚持以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新闻选择的尺度。

  但在“信息茧房”中,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算法代替了具有更高媒体素养的新闻人的把关,一味推送用户喜好的内容,纵容同质化内容的泛滥,减轻了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和舆论导向作用。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选择性可能存在素质低下、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久而久之用户接受信息的渠道愈发收窄,接受的信息层次愈发低下,可能出现“娱乐至死”“乌合之众”的情况。当“把关人”缺位后,普通个体成为自己的“把关人”,那些新鲜刺激、质量低下、色情暴力的信息就有可能不断被受众点击和接收。因此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那些基于点击量的新闻客户端需要在国家的正确舆论监管下开展业务,任凭计算机“过滤”数据,个人“选择”数据,就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缺位、被忽视和边缘化。

  当编辑把新闻舆论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导向权彻底让渡给“算法”和“人工智能”之后,以往总编辑的权利丧失了。新闻不再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而是让点击量主宰了新闻的受欢迎程度,让冰冷的机器模型代替了人类的情感和社会性。这种趋势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威胁,人工智能虽然模拟了人类的思考但是终究不能模拟人类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算法推送的内容减少了人类自身对主流话语的把控程度,削弱了意识形态把控的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

姓名:龚莉红 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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