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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求真致用的科学观
2018年11月27日 10: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明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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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月刊)科学观(1915—1919阶段)的传播主体,放眼域外,将不离物质而又在物质之外的科学之真义、内涵、精神、方法和分类等,以科学社会学性质的大量通论文字,展示于国人面前,区分广义的科学和狭义的科学。该刊在传播科学观的过程中彰显了求真致用之理,切合了时代语境。

  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

  1915年1月,现代中国第一份且在相当时期内也是唯一的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在上海问世。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中曰:“著为是报,将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令海内外好学之士,欲有所教于同人者,得所藉焉。”自此,《科学》以建立“格物致知,正德利用厚生”的学科化、建制化的科学学界相号召,对何谓科学、科学的功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教育以及如何将提倡科学付诸行动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任鸿隽在《科学精神论》中认为,科学缘附于物质,受成于方法,崇实、贵确:“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学者,望之似神奇,极之尽造化,而实则生人理性之所蕴积而发越者也。理性者,生人之所同具也”。而因传统中国的学界风气“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以故纸雄文而成天演学者之名,则亦适成为中国之天演学者而已”。“呜呼!自王充而外,士之能问孔刺孟者有几人哉”?《科学》以其鲜明的、整体性的科学观改变了国人视科学为技艺之末或为一种新型社会哲学的片面认识,使这两种认识在科学的本体意义上得到澄明和统一。

  《科学》的创办与《留美学生季报》密不可分,后者所依托者为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杨杏佛、赵元任等留美学生于1914年6月组织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编辑主体主要为研习理工科的留美学生,如任鸿隽、杨铨、胡明复、杨杏佛等,当然还有处于编辑主体外围、与中国科学社关系密切的蔡元培、胡适等人。《留美学生季报》所搭建的言说平台、以中国科学社为核心的民间性的知识分子的社群组织、撰稿人多元的文化身份与专一的职业志向,促成了《科学》科学观的整体性传播。

  1550年以后,耶稣会士将拉丁文scientia一词带入中国,意思是指“系统化的知识或学问”,它包括自然学、社会学、人类学、道德学等。他们在中国本土的知识门类中寻找着对等的术语,以与中国士人的知识体系相通相容: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晚清国人在沿用明末清初以来以“格致”一词指称自然科学时,已注意到中西“格致”之差别。中国之所谓格致,其实包含物、义、境三层含义;外国之所谓格致,讲求变化制造以利于日用民生。一重道德义理,一重事实物理。由格致、格物、格义、意境而趋于科学,所以诚正治平以彰天人合一之王道。在天子之道与人子之德之间,道与德的背离致使奠基于三坟五典的王道汩没生民之性和生民之意,脱离了道与德相反相成指涉客观之存在的物质和物理的实践路径。以道学之理统驭自然界鲜活灵动的生命个体和有机体,确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晚清以降,中文“科学”一词与格致学、理科一直并用。1900年创刊于上海的《亚泉杂志》又有“science”模糊指称艺术或工艺之说,显示出国人对于“科学”概念所隐含的奇技淫巧的传统认知。1902—1905年,“格致”与“科学”的使用频度相差无几,但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格致一词完全被科学取代。因为格致实质上是注重文本演绎的名学,是一种自然研究在文本层面的操练,要借助技术知识的记忆进行再生,而与注重实验和归纳逻辑的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相去甚远。科学实践究竟如何脱离王道与皇权一统的社会、政治范畴而独立获取科学的真实含义、科学的学科化,来调和人类自我与天然界的关系?而对这一问题进行鲜明回答的是杨铨的《托尔斯泰与科学》一文,涉及科学与社会结构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者曰:“科学所研究之事物以吾人官能知觉所能及为限;超乎官能知觉以外者,既非科学方法所能证验解释,则科学亦惟有自认不知而已。”而托尔斯泰所谓生命为精神界之生命,超出了官能知觉之外。托尔斯泰说科学不以人类幸福为目的,有益于保守现状,而无益于平民之劳苦的改变,实质上是希冀科学有助于消弭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权力统治。在此,科学与人文学达到合一。科学一词在《科学》中第一次被真正赋予现代意义,不仅有了真实确切的内涵与外延,完全突破分科之学的肤浅含义,而且具有了学和问、学和术相综合的求真致用的现代学术特征。

  民间性和致用性的价值选择

  “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为天然界之主,而勿为之奴”。《科学》科学观的传播注重比较视域中中西、古今、新旧,保守与革新、共和与专制、文明与效率的纵向的差异与横向的对话和语境的沟通:掊物质而张灵明,掊有发掘的意思;而不是只有对立差异,无辩证的对立转化与统一。并非晚清人所谓中国重道轻艺,外国重艺轻道。实质即在道与艺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的整体性意义上,道的下贯与艺的升华将艺上升为六艺之艺而非技艺之末之艺。

  科学救国思想进入近代国人视野伴随着民权、平权和人权觉醒的民生主义的流布以及传播主体的知识背景的积淀:《天演论》的翻译出版;从分科化到学科化的科学学术体制的建立;传统人文学术素养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浸淫于西方社团组织氛围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诉求以及传播主体的生活经验使得《科学》学术共同体将科学定位于人生需求的一个方面,起于官感的人生经历的全部。

  中文“科学”一词是康有为在1897年借用自日本并率先使用,后有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跟进使用,然而从戊戌变法直到“五四”前夕,科学救国思潮仍然停留在技术救国的器—物层面,其中的最高层面——理的境界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科学》学术共同体认识到科学(涵括科学的真义、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科学的学术体制)应成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肌体的有机构成。由技术救国到科学救国,由器到物再到理,“抑将阐明求学之方法,陈大道于国人之前”,《科学》的作者群落和编辑主体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将不离物质而又在物质之外的科学之真义、内涵、精神、方法和分类等,以科学社会学性质的通论文字诉诸受众,区分广义的科学和狭义的科学。《科学》对于科学观的认知与传播契合了大众期待视野中的认知空白与救亡图存的主观知识诉求。求真致用,不离物质而又在物质之外的科学一词廓清了追求国富民强的国民学说、物质学滞留于技术救国的观念迷雾。因此,《科学》科学观的传播是切合时代要求的,着力于国计民生、实业教育、政治政体以及社会组织的革新,着眼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以及国民性格的塑造。

  《科学》的“通论”专栏属于科学概论或科学学的范畴。编辑主体认为科学与革命密不可分,“科学精神”是“性理中事”。任鸿隽之所以如此阐述科学精神,与读者接受的传统文化语境和国富民强的社会吁求之间有着难以截然分明的复杂关系。“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理性分析与实验验证就是西方近世文明的基点,求是即是求真。这是这份杂志的民间性和致用性的价值选择。正如《托尔斯泰与科学》一文所阐述,任鸿隽们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科学与人文学的分离,努力厘清science中的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差异和整体性关系。其着力点是以物质科学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即由实学向应用科学转化,由格致向科学靠拢,传统认知中的自然科学研究逐渐脱离天人合一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规制。由此不可避免的是科学与技术的分离、科学与人文的分离。鲁迅先生在1921年9月4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此间科学会开会,南京代表云,‘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而不宜说乎?这是中国科学家。”

  明道求真

  ——现代科学理念的中国表述

  任鸿隽在《论学》中说:国人“不知西方科学,固不全属物质;即其物质一部分,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求事物之真理而已。是故字彼之真以道,则彼邦物质之学,亦明道之学。且凑乎而真已有次第发见之效,不犹愈于侈言道而终身望道未见者乎”。中国人对于整个宇宙的把握是意象的,形而上学的,但也是具身的,即近取诸身的。求真尽意的意象之理,源于《周易》之数理之学,本非参稽事实循序剖析而得之,“而特存于想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即所格物致知者,但存其目而无其术”,“吾人欲补格致篇之亡,舍西方重归纳尚事实之学术,固无以也”。求真致用而有统系的科学知识与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关系,实质上为科学的人生观或人生观的科学信仰在秉持天人合一之道的中国人的思维世界的植根,涉及科学与中国人的意识世界、科学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学问风气以及个体之世界的转变。科学家的至高目的在于以立足于事实的、经验的、理性的和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及灌注人文情怀的科学精神探求天然界、物质界和人类社会至真纯美的客观规律和意象之理。现代学问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视域就包含在不离物质而在物质之外的器—物—理的最高层面——理之中。Mr.science或赛先生的尊称,表征着科学成为当时社会、文化、政治全面革新的准意识形态。《科学》和《新青年》《学艺》形成互构的和衔接的传播语境,但它要传播的是整个的科学,是意象之理,是对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亦即对科学的思想观念的中国表述,而非对科学这一思想观念本身从社会生产部类、社会事业组织以及文化根柢的全盘接受和移植。《科学与共和》《科学与商业》《科学与近世文明》《托尔斯泰与科学》《人事之效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等(翻译)论文皆以人权、民权、民生主义为鹄的,对中国名学即演绎法进行批判,认为尊重客观事实的归纳法才是科学方法的基础。《科学》的核心层和外缘层成员以科学社的人事活动和《科学》的出版传播发行为连接点,在应用科学和科学思想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然而,在以发展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格局中,《科学》科学观的传播语境深蕴着线性进化论的简单的以天类人的思维偏差,天人合一之道与求真致用之理之间由于缺少了“境”的融通而存在着无法完全涵容的隔膜与悖谬。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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