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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东升论《红楼梦》研究
2021年03月08日 12: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静云 字号
2021年03月08日 12: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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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东升教授是我国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领域的资深学者,是系统科学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同时,他也是《红楼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他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来看待《红楼梦》和《红楼梦》研究,并结合世界近代以来的科学和文化问题,对《红楼梦》研究提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很多,为何只有《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苗东升教授认为,这“既与《红楼梦》深邃高远的思想性和高妙绝伦的艺术性有关,也是《红楼梦》及其研究特有的复杂性使然。”[1]要真正把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需要用复杂性的科学模式和方法。所谓复杂性科学,从历史演变看就是新型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有机论科学,从方法论看就是系统论(涌现论)科学。[2]相对于简单性科学相信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视复杂性为能够消除的表面现象的基本理念而言,复杂性科学则相信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简单性的存在只是局部现象,提倡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把握。[3]苗东升教授指出,“简单性科学原本只是科学系统的一种历史形态,却被错误地当成唯一的形态;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真理性,却被误认为永恒的真理性;它原则上不适用于研究文学艺术之类的复杂事物,却被胡适等人视为普遍适用的学术利器。”[1]胡适等人用简单性科学研究《红楼梦》,虽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大量的错误和不足,并且,胡适等人还因此得出了“《红楼梦》毫无价值”[4]、“《红楼梦》只是一个老老实实地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的荒谬结论。

  苗东升教授以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考察,对《红楼梦》和《红楼梦》研究提出了他的观点。首先,苗东升教授指出了《红楼梦》与世界历史整体体系有着紧密联系,应该把《红楼梦》研究放在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加以看待。“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他认为,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文化基础的资本主义初步实现了地球人类的系统化,但是这个系统具有少数宗主国统治、剥削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结构特征,属于稳定性、有序性、合理性、鲁棒性极差的复杂巨系统。全人类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还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在这一次文艺复兴中,中国将扮演主战场的角色。[1]而在中国的文艺复兴目前经历的三个波段中,《红楼梦》研究都是一个文化热点。

  根据中国文艺复兴中的三个波段,苗东升教授认为,中国百年《红楼梦》研究也可相应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且未来将进入研究巅峰期。在苗东升教授看来,《红楼梦》研究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四大家,他们的特点是在《红楼梦》研究中引入西方理论和科学方法,借以宣传一定的学术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其中,胡适应用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在当时影响非常大,胡适也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创始人,而鲁迅才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理解得最深刻、最全面的人,并为毛泽东派红学做了铺垫。苗东升教授认为,虽然胡适对新红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胡适没有读懂《红楼梦》,也没有认真去读”[1],其主要原因在于,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崇尚美式政治,因此不仅拒斥马克思主义于红学之外,而且鄙视中华文化和《红楼梦》,因而也不可能从《红楼梦》中解读出真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智慧。胡适等人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理解十分有限,他们不懂科学主义是简单性科学,而《红楼梦》在社会历史背景、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引入红学研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红楼梦》,同时还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推动了《红楼梦》研究的大众化。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形成了《红楼梦》研究的百家争鸣局面,考证派、索引派、小说评点派等都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红学观点的主导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李辰冬、周汝昌等《红楼梦》研究学者对于《红楼梦》研究复杂性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未来发展,苗东升教授认为,过去的三个阶段在思想更加丰富、深刻的同时,对《红楼梦》研究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在过去三个阶段所形成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系统引进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将带动《红楼梦》研究进入巅峰期。[1]

  苗东升教授认为,每一阶段的《红楼梦》研究都以一定的科学方法为手段,未来的研究要随着科学方法的进步而进步。在第一阶段,以胡适为例,其考证方法除了继承中国的乾嘉学派以外,还吸收了西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典型命题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5]。在第二阶段,毛泽东研究《红楼梦》使用的最重要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第三阶段,受到国内80年代“三论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红学界也引入了许多相关的概念和方法,其中,周汝昌晚年的红学研究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复杂性科学色彩。苗东升教授指出,从红学演进所处的科学环境来看,在过去,中国科学的落后和世界科学发展的局限导致了《红楼梦》研究的科学性不足。但是现在,伴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我国在复杂性科学领域与世界强国已处在同一水平,这就为未来的红学发展构造了空前有利的科学文化环境。

  此外,苗东升教授还提出,事物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是基本的辩证法思想,因此红学也一定会对科学有所反馈。并提出《红楼梦》研究对复杂性科学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认识复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树立防止把复杂问题人为简单化的自觉意识,坚持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来认识和处理的方法论思想;二是有助于提炼、检验新的复杂性研究的逻辑工具和科学方法,以有效处理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问题;三是有助于建立文艺科学,克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和对立。[1]

  从苗东升教授对《红楼梦》研究的分析和评点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在历史上,把《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提得比较高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曾经把《红楼梦》列为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一。苗东升教授赞同这种判断,同时作为钱学森关于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思想的研究者和继承者,苗东升教授自觉地把《红楼梦》研究放在文艺复兴的视野下来看待,启发人们进一步挖掘和阐发《红楼梦》的文化历史价值。第二,结合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将前人研究《红楼梦》的历史做了划分和概括。在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苗东升教授将《红楼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系统评述了每一阶段《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代表人物和贡献与不足,并且从历史背景、知识基础、思想倾向等角度对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成因做出判断,从而对他们的理论贡献与不足都有明确的分析。比如他相信未来的红学研究可以反复回到鲁迅和毛泽东那里吸取思想营养,但相比之下,胡适的红学思想已不具备新的学术生长点。[1]第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将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引入《红楼梦》研究中。《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每一次新方法的引入,都为它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当今人类正处在由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迈进的时代,苗东升教授前瞻性地指出了未来红学发展的方向是复杂性科学思想的引入,同时强调了《红楼梦》研究也将反过来对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对未来的《红楼梦》研究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都做出了有力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苗东升:《<红楼梦>研究与复杂性科学》,《河池学院学报》,2013(2)

  [2] 苗东升:《复杂性科学与社会主义》,《党政干部学刊》,2011(1)

  [3]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 李辰冬:《知味红楼》,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5] 胡适:《治学方法》,台北:台湾大学,195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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