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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成功举办
2020年08月27日 17: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熙勤 吴晓杰 曾江 赵徐州 字号
2020年08月27日 17: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熙勤 吴晓杰 曾江 赵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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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张熙勤 吴晓杰 记者曾江 赵徐州)2020年8月10日—16日,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顺利举行,活动采用线上会议形式进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包头师范学院、深圳大学、三峡大学、大理大学、云南大学等32家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45位学员和12位讲授导师、6家名刊及其主编参加本届研习营活动。研习营为期一周,包括专家讲座、学员研讨、“名刊名编面对面”三个主要环节。同时为丰富活跃研习营的活动内容,每天晚上还开设了学术沙龙,供学员与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8月10日上午8点半,研习营全体学员和部分专家、以及主办单位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云南大学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教授,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泽宇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强调举办民族史青年研习营对民族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民族史人才培养和民族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期望和要求。研习营承办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与会专家。

  方勇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对第二届中国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的顺利开班表示祝贺。他指出研习营是青年学者学习交流的平台,也是青年学者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渠道,是中国民族史学会的一项重要创新。本次研习营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入围,也邀请了更多的专家授课,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把握机会、认真学习。随后,方勇向与会各位专家对青年学者的指导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也感谢云南大学对本次研习营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研习营筹备组在背后的辛苦付出,并预祝研习营取得圆满成功。

  杨泽宇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云南大学向与会的专家和青年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回顾中国民族史学会与云南大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详细介绍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史学科发展历程和学科建设情况,充分肯定了首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举办的显著成效和学术意义。他认为本次青年学者研习营一定能够展示出民族史学科前沿的创新性思考和青年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定能够促进青年学者的进步和成长,也一定能够推进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队伍建设。最后,杨泽宇预祝本次研习营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研习营进入专家讲座环节。讲座共十二场,分三天进行。

  第一场讲座为“经世致用 砥砺前行——中国民族史研究七十年”,由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主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持。史金波从四个方面回顾和展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七十年的历程。他回顾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史学科建设的发展;提到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科研思想理念、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和民族史观点,对若干重要民族史理论问题,提出了越来越成熟的看法;中国民族史学界通过不懈努力,以所获大量民族史研究的创新成果,提炼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族问题的很多重要认识,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显著提升了中国民族历史的话语权。史金波强调,新时代的民族史研究要坚守初心,攀登新的学术高峰,使民族史这一学科发挥出更大的社会能量,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作题为“天人之际:云南抗疫史概述”的第二场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段丽波教授主持。林超民以全球、全国以及云南目前的新冠疫情形势为导言,介绍了云南从古至今的疫病及抗疫史。他在演讲中提到,外界通常把云南视为“瘴疠”之地,其实是长期形成的偏见与误解,有关云南疫病到宋代才有比较确切的记录。云南历史上的疫病主要有疟疾和鼠疫两种,此外还有麻风、天花、霍乱等。古往今来,云南在抗疫治病中成绩显著。林超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疫情大流行可分为医疗意义上的结束与社会意义上的结束两种。医疗意义上的结束,就是发病率和病死率大幅度下降;社会意义上的结束,则表现为人们对疾病的恐惧逐渐消退。换言之,疫病的结束并不是因为人们根治了疾病,而是消除了恐惧与惊慌,学会了与疫病共存。在讲座的最后,林超民呼应讲座主题提出,天人之际就是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相依相存、互生互利的关系,人类必须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保育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作题为“匈奴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持。姚大力在讲座的前言部分提到,民族史研究完全有必要成为多学科、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要广泛利用民族语文、域外语文的文献资料,全面采纳考古学以及其他现代技术,借鉴他们的观念、方法和研究理路,同时要把视野放开,不能完全局限于中国版图之内的区域。正是通过结合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姚大力对匈奴及游牧草原的历史文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研究。在对“匈奴史可以追溯到多久远”的探讨中,姚大力旁征博引,从语言、人群、文化等多方面展开论述,说明游牧文化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上会有多次起源。他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去研究导致游牧出现和衰落的那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不是追究它如何起源,并为此建立各种因果模式。故游牧文化的起源是没有办法深究,也没必要深究的,因为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研究者只能根据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去推测出一个大致的年代。在对“蒙古高原游牧生计的形成”的探讨中,姚大力谈到马对游牧文化的重要意义,展示了马的第二次驯化及其被用于跨骑的时间演变;又提及匈奴文化出现前考古发现的鹿石文化和石板墓文化的重要性。在对“匈奴国家的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姚大力提到游牧文化中的“三翼”现象在考古墓葬中也可以体现。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华涛教授的讲座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为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持。华涛的分析从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开始,从先秦“中国”概念的早期发展谈到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兼及近年来以“新清史”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引发的相关讨论。华涛以费孝通的反思为例,对民族凝聚力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了阐述。他指出,费先生晚年对人们之间如何能够建立起亲密的情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思考,而他一再提及的十六字原则实际上是认为,在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护之外,亲密情感的建立甚至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平稳的民族关系的存在都必须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容纳多元,融成一体”的伟大性格。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的演讲题为“如何诠释边疆 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持讲座。李大龙在对“僮仆都尉”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解答之后,发问:“我们可否将匈奴政权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视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轨道开始的标志?”从这个提问切入,李大龙运用边疆史的视角对“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给予了学理上的回答。他提到,我们需要用动态的视角去审视“中国”“边疆”等概念。我们诠释的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某一个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某一个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并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历史的全部。李大龙用黄河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来比喻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代王朝是干流,边疆政权是支流。尽管不都称为黄河,但干流和支流共同构成了黄河水系,同理,边疆政权活动的疆域和族群最后都融入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之中,也都属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既然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历史所应该涵盖的内容。所以用“自古以来”来定位阐述中华大地上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从逻辑上应该是能够说通的,而其设置机构有效管理地区的历史自然也应该包括在内。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院长罗群教授作“‘国家福利’:民国时期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研究”的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赵小平教授主持。罗群谈到近代以来,在中央政府重塑并整合政治权威、开发边疆经济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知识分子、土司)也致力于新云南的现代化建设,藉生产开发以繁荣边疆、福利边民。垦殖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粮食增产、税收增加、物资充沛,同时也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保证了边疆社会之稳定。移民垦殖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重要环节与国家福利,在着眼于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的同时,更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突出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的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凸显出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屯垦西南边疆“守中治边”的不同特点。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垦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体现出国家、地方与个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反映出近代边疆危机下三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中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实践与认识。边境开发的实质是边疆资源的争夺与控制,开发政策落实过程是充满矛盾的,所以还应该自下而上地从边疆基层社会与民众出发来理解边疆垦殖中国家福利的成效。随着抗战胜利,来自外部的政治与军事威胁一旦解除,政府当时开发边疆的动力也因之丧失。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范可教授的演讲题为“人类学与‘人地关系’视野里的‘边疆’”,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范可将视角聚焦在如何理解“边疆”的问题上。范可提到必须从人文地理学上的“人地关系”入手来理解边疆。范可认为,边疆有着文化和族群多元的特点,在边疆治理上必须兼顾文化、宗教和发展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作题为“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演讲,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持。沈卫荣总结和反思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认为陈寅恪先生自许平生所从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乃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学问,是傅斯年所谓汉学与“虏学”的结合,即将汉学放在亚洲诸高等文明交融发展的视野中、将汉学置于西域(欧亚),乃至世界学术的语境、体系和规范之中,形成中国的“民族语文学”,并使它成为世界现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历史学和语文学的实践来实现和成就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陈寅恪的学问之所以出类拔萃,既不是因为他的中亚语文学造诣高于西方学人,也不在于他于传统汉学的造诣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术大家,而在于他兼擅“汉学”与“虏学”,超越了同时代的中西学术大家。最后沈卫荣总结,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印度学、佛教语文学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特别是西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促成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之现代化的重要人物。他成功地把世界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和前沿成果引进了中国。但是,陈寅恪的学术偶像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走出国,他于佛学和西域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也很快被中国的学术后辈们超越。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张应强教授的讲座题为“区域?文献?历史——清水江经验于西南研究的意义”,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秦树才教授主持。张应强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历程,指出虽然在特定时期强化了族别的概念,但实际上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还是一以贯之地保留了与民族学的密切联系,而且其中有某种区域整体的观念在发挥影响。张应强着眼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通过对这一地区苗、侗、瑶、水各族和一些外来人群的实地调查,将其定义出很多不同的区域。《清水江文书》是清水江流域苗侗地区保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汉文书写的文献,包括各种契字文约、族谱、账簿和诉讼文书等,张应强在对其进行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考察了历史书写背后的观念、习俗。他提出,以人为中心,将特定地域内人的活动与研究区域相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才能真正回到人类学、民族学最基本的关怀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人们的各种行为和社会关系。区域取向下的民族史研究探讨的是不同民族历史发展如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区域之间的差异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从清水江研究的经验来看,民族史研究的区域取向对推进民族史研究可能是一个方向,乃至对中国历史研究也可以有所贡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讲题为“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罗群教授主持。潘先林通过三个问题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认识。首先是“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提出及其修正。国内学者将中国近代划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地型(或称腹地型)三种类型。以此为基础,潘先林提出第四种类型,即“边疆民族型”,主要以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西藏及东北、新疆等省区为代表。其次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作题为“从周边看中原:吐蕃人眼中的唐朝”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峰研究员主持。石硕从“吐蕃如何认知和评价唐太宗这一人物”的具体个案入手,对“吐蕃人眼中的唐朝”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吐蕃后弘期藏文史籍对唐太宗的记载中,有“经典皇帝”“孔子小化身王”“狮子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四个耐人寻味且颇具内涵的称谓。通过对这四个称谓相关内涵的分析,石教授认为,公元7—9世纪的唐蕃交往,很大程度上是青藏高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大规模接触、碰撞和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过去我们通常比较关注两者发生接触、交流的具体史实,但对两者在接触、交流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相互认知,尤其是吐蕃方面如何认知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等问题却涉及甚少。事实上,从吐蕃对唐太宗的称谓看,吐蕃对于中原经典的认同度显然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从很大程度上说,吐蕃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认同已达到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这不但导致吐蕃在与唐朝交往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同时也构成了吐蕃之后藏地不断向中原靠拢和倾斜的强大动力。

  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的讲座题为“民族语文献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持。刘正寅首先强调,民族语文献不是指少数民族语文献或非汉语文献,而是指包括汉语文献在内的所有文献;所谓民族语文献强调的是文献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历代各类文献中有极为丰富的边疆民族历史资料(包括汉文文献、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域外文献)。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难度较大,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良好的汉学素养,又兼具相关民族的历史、语言知识。强调民族语文献,就是强调历史文献的民族性,强调在历史条件下文本书写者的文化性。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视角、汉文化视角,不能仅以汉语文献、华夏传统文化话语来闸释中国历史,民族语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历史研究者给予应有的重视。讲座最后,刘正寅指出历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需要吸收、借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当地民族语文献的解读,对历史现象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察和提问,突破历史学的传统研究,在成果创新的同时取得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十二场专家讲座,既有对民族史发展历程的探讨,又有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专题的深刻研究;既有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与特点进行的理论考察,又有从“边疆”视角对“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重要问题进行的学理诠释;既有从边疆垦殖和开发角度对近代边疆发展的探析,又有从人类学、“人地关系”角度对边疆研究和治理的关怀;既有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的总结和反思,又有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方法论的思考,既有将区域社会史与民族史结合起来的考察,又有借“他者”视角从周边认识中原的探讨,还有对民族语文献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价值和意义的强调。每一场讲座都反映出中国民族史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也代表着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十二位专家的演讲,学员们在民族史研究理论的丰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民族语文献的利用、研究视野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他们利用讲座后的每一个发言环节,积极向专家请益,表达自己的疑惑与感想,展现出新生代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

  此外, 8月10日、11日晚间,研习营学员还积极参加了两场学术沙龙。大家相聚云端,或针对专家讲座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交流互动,或就自己研究中的一些困惑和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大家集中讨论了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应用、民族语言和审音勘同的学习和使用、南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异同、历史学与民族学两种学科体系主导下的民族史研究的异同等问题。学员们还立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自身经历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收获,对人类学的本土化、少数民族群体的仪式与自我认同、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交流与异同等专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刘正寅教授和范可教授来到沙龙现场,针对大家的发言,作了精彩的解答和指导。

作者简介

姓名:张熙勤 吴晓杰 曾江 赵徐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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