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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进化:从进化心理学到文化进化论
2019年12月27日 0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子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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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兴起以来,研究者们纷纷尝试对人类心智进行进化论解释,并因此造就了一门“进化心理学”。尽管进化心理学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核心论点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以斯特尼(K. Sterelny)为代表的生物哲学家提出的“进化学徒模型”认为,进化心理学解释忽视了人类主动改造环境的能力。事实上,外在于身体的文化环境在人类心智进化的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进化心理学及其理论承诺

  从一般意义上说,进化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进化心理学指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心智的研究纲领;狭义的进化心理学则包含一些特定的承诺,如基因中心主义、大规模模块理论。由于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心理学应是实际可操作的,因此人们在提到进化心理学时通常指的是狭义的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想法大致如下。

  首先,人类心智进化是因为人脑得到了进化。但科学研究表明,现代人的脑容量与石器时代智人的脑容量基本相当。因此,要追问现代人为何具有如此这般的心智特征,我们似乎就要把目光聚焦于石器时代。具体而言,我们需考察当时的人类处于怎样的环境,面对怎样的选择压力,并以此为基础说明某些心理倾向为何能得到进化。

  其次,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在对人类心智进行解释时不应假定存在所谓的“中央处理系统”。他们主张用完全模块化的方式来理解心智,在他们看来,人类心智像瑞士军刀一样,由一个个独立的“心理模块”构成,每个模块都是用来解决石器时代人类遇到的特殊问题。由于这类问题数量巨大,因此人类就进化出了大规模的心理模块,这些心理模块都是生物学上的适应器。

  至此,进化心理学家便可以根据这两个理论承诺来解释各式各样的心理现象。例如,我们为什么害怕蛇类,却不害怕汽车——尽管每年死于车祸之人的数量远高过死于蛇毒之人的数量。这是因为石器时代并不存在现代交通工具,而我们的祖先则面对蛇类的威胁。为解决这一问题,人类进化出了害怕蛇类的心理模块(即看到蛇类就倾向于逃跑)。

  尽管进化心理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其只是进化心理学家杜撰的故事。从理论层面看,有的反对者对大规模模块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人类心智中还存在一些用于处理一般问题(比如推理问题)的机制,当前流行的双进程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进化心理学错误地将基因变化作为人类心智变化的唯一原因,我们在解释人类心智时应采用基因—文化共同进化模型。

  “智人悖论”与进化心理学的困境

  考古学研究表明,大约在50万年前就已出现了与现代人类脑容量相仿的智人。但直到大约10万年前,原始人的社会生活才表现出类似于现代人类的形式。比如,在更新世晚期(大约30万年前),原始人使用的石器主要是阿舍利手斧与奥杜威式的石片和石核;直到大约10万年前,人工制品的多样性才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目前学者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原始人行为开始具有现代性的时间大约在8万—12万年前。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如果像进化心理学家那样采纳基因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基因相似性蕴含认知相似性,那么就会面临所谓的“智人悖论”(sapiens paradox):如果智人的基因与早期原始人不同,并且基因差异对于人类心智而言是唯一决定性的影响要素,那么为何从考古学记录看,那些新出现的基因无法迅速显现其效用?为何业已进化出巨大脑容量的智人在历经数十万年后方才在行为上表现得与现代人相似?

  一些研究者认为,走出这一困境的最佳途径就是放弃传统进化心理学的简单反映模型,拒绝认为人类心智与行为模式的变化仅仅对应于基因的变化。斯特尼等学者指出,过去人们在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心智与行为时,往往只是探讨我们的祖先如何被动地适应环境,忽视了他们改造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我们的许多认知能力和行为倾向并不是由基因遗传继承下来的,而是通过在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位中学习获得。与“智人悖论”中人类行为模式变化相关的不是基因的变化,而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文化进化与嵌入式认知

  在斯特尼看来,建构文化生态位有利于人们更加快速、安全地获得信息。一方面,作为“认知资本池”的文化环境会向共同体成员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在其帮助下,每一代人不再需要从零开始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反之,由于每一代人都能将新的“认知资本”投入“资本池”中,知识的累积就成为可能。当“认知资本的原始积累”超过某个阈值后,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发生质变。以这种方式解释“智人悖论”中的相关问题似乎更为合理。另一方面,建构文化生态位能改变试错的反馈回路,以使得共同体成员更安全地获得知识。比如,其可以让人在无需只身进入森林的情况下就获得“森林中有猛兽”的信息——可能当你提出想要进入森林时,别人就会如是进行提醒。从这个角度看,当文化生态位被成功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祖先就会像学徒学艺一样在整个文化环境中进行学习,因为学徒学艺的意义在于避免行为出错时(比如铸造时弄错材料)所产生的高额代价(比如因未能及时交货而引起的麻烦)。基于这一考虑,斯特尼把他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称作“进化学徒模型”。该模型较之传统进化心理学,能够更好解释“智人悖论”中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可信度更高的科学假说。

  斯特尼的文化进化理论能够很好地契合于当前流行的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理论。根据嵌入式认知理论,我们在解释人类心智时不应只考虑颅内发生的状况,更要将“脑—身体—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认知活动都要以世界中的事物为“脚手架”。比如在进行略微复杂的计算时,我们就要借助纸笔来完成这项活动。同样,在进化学徒模型中,文化环境就扮演了“脚手架”的作用。进化心理学的错误在于认为我们所有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倾向都是由基因决定。但或许更合理的推测是,人类取得至今为止的认知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文化环境为我们祖先提供的“脚手架”。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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