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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当代政治哲学
2017年07月27日 09: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佃来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政治哲学;实践;哲学;先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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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关于实践理性以及个体自律的界定和阐释,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虽然没有像罗尔斯那样构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但在一定意义上,康德却是当代政治哲学发展的“原点”。

  政治哲学的实践理性

  作为一种特定的哲学形态,政治哲学从属于与理论哲学相区别的实践哲学。为获得其自足性,政治哲学需要一种必要的实践理性加以规定和引导。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实践、制作三种活动类型的区分,以及关于实践智慧的专门论说,最早地形成了关于实践理性的认定和界划,为之后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型。但是,亚里士多德认定和界划实践理性是在宽泛意义上完成的,并未对其作严格的先验证成,故而也没有确立起一个纯粹的实践理性概念。就此而言,一种政治哲学要获得有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完备而纯粹的理论形式以及为自己立法的自足性,但又不能完全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对实践理性进行“纯化”。这一问题在康德那里得到了解决。

  康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不仅遵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对现象和物自体、必然和自由、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行了明确界分,而且还将实践理性严格界定为一种与经验和自然世界完全无关,同时又仅源自于人的自由意志的理性形式。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界定既具有消极意义,更具有积极意义。其消极意义在于容易使实践理性成为一种无实质内容的、纯形式化的东西,而积极意义在于赋予实践理性以一种先验的规范性力量和形而上学的权威,从而也确保了实践理性的纯粹性和内在同一性。从后者来看,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虽然只是一个道德概念,但它对于政治哲学的发展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实践理性的纯粹性和内在同一性,保证了政治哲学的自足性以及推理、论证上的逻辑自洽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康德为实践理性所赋予的先验规范性力量和形而上学权威,保证了政治哲学在价值诉求上的理想性和超越性。其中,第一个方面一目了然,对第二个方面则需要作进一步说明。

  第二个方面的实质在于: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等实证科学,其主要内容并不在于对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作出经验性和实证性的论述和说明,而在于探寻理想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政治制度。因而,各类政治哲学理论的共同点之一是都包含一个指向理想界面的“乌托邦”维度,从而展现出一种超越性的特质。毋庸否认的一点是,理想的东西不管与经验的东西是否发生何种程度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借助于先验的力量才可能实质性地确立起来,疏离了先验而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也就注定难以超越经验而达到一个理想界面。

  就此而论,要彰显政治哲学应有的学科使命和理论特质,就特别需要以先验而非纯然的经验为立论前提。在政治哲学史上,古典政治哲学如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先验前提。而马基雅维利之后的政治哲学却存在一种排斥先验和形而上学且一味尊崇经验的实证倾向,这对于政治哲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尽管康德不是直接针对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遭遇”,才对实践理性作出先验论证和形而上学奠基,但他的贡献显然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避免了政治哲学向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退变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家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尤其是借助于这一概念中的先验性法则,来建立他们的立论和推理框架。就此而言,如果说当代政治哲学依然包含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维度(罗尔斯称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那么这个维度与康德所界定的实践理性无疑有着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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