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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的价值
2020年09月30日 09:53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雁 字号
2020年09月30日 09:53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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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徽学的诞生,主要是由于巨量徽州原始民间文书档案的发现。以往学者对徽州文书的分类探讨,主要针对中文类型的文书,而忽略了英汉双语文书这一类型。本文揭示了笔者收集到的一批徽州双语文书的特点,探讨了其在徽学、经济史、商业文化和英语史等领域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民国;徽州茶商;徽州文书;双语

  作者简介:周雁,女,安徽黄山人,黄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基金: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徽州在沪茶商英语习得研究” (SK2018A1006)。

  徽学主要以徽州文化和历史为研究对象,与藏学、敦煌学一起成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徽学重要的学科基础是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应用,徽州文书中蕴含着徽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为徽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本身也成为档案学、文书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徽州文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王振忠的《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1],徐国利的《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和整理方法》[2]以及阿风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3]等。近代以后,随着徽商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也产生了一批英汉双语文书,但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笔者手头收集了一批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现对其特点与价值作简要分析。

  一、徽州双语文书

  (一)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又称徽州历史档案、徽州文书档案等,是指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六县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原始民间文书和档案[4]。刘伯山认为:“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5]122徽州文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目前,学界对徽州文书的具体数量还没有定论。周绍泉说:“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位计算,恐怕不下20余万件。”[6]54卞利曾指出,目前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约有20余人收藏徽州文书档案,数量约10万余件(册)[7]。刘伯山估测,“可供研究利用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书约有10万件”[5]124。因此,根据以上数据进行合理推测,现存的徽州文书总计至少约50万余件(册)。

  学界对徽州文书时间范围的认定也存在不小争议。刘伯山认为:“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原件,其时间跨度至少有近千年,历经宋、元、明、清、洪宪、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书,则是各朝各代应有尽有,极为完整。”[5]125王国键曾说:“现存最早年代的徽州文书档案是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黄录法坛龙简》,最晚年代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8]周绍泉说:“闻见所及,徽州文书年代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1215)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最晚的是民国1949年的契约。”[6]55根据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南宋绍兴十一年(1142)的《金紫胡氏宗谱》是现存最早的徽州文书[9]。尽管学者们对徽州文书的起始年代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将1949年设为徽州文书下限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

  (二)徽州文书的分类

  就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情况来看,其种类丰富。徐国利根据形态分类法将徽州文书分为散件和簿册(卷)两类;根据年代分类法有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国五类;根据公私属性分类为公务文书和私务文书;还可以根据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内容和流传、收藏的主体单位来归户分类[2]109-111。翟屯建从内容上将徽州文书分为三类,一是地权赋役文书,即徽州土地买卖及租佃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田契、地契、置产簿、租佃契约等,而官府相应的赋税管理则产生了黄册、完纳钱粮执照、鱼鳞图册等文书。二是宗族文书,即与徽州宗族社会相关的文书,主要包括手抄谱系、族法家规、修祠建祠合约及账簿、婚嫁书、添丁书、祭祀簿、族产簿等。三是商业文书,即徽商在商业活动中产生的大量文书,如商业合同、商业账簿、商业广告、经商执照、账簿、货单、票据等[10]。

  上述学者对徽州文书的分类较为科学合理,同时也展现了徽州文书的主要内容与特色,但是尚没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一系列徽州英语、英汉双语文书,目前所掌握的数量虽然不大,但这无疑增加了徽州文书的分类方法,即按照语言类型可以将徽州文书分为汉语文书、英语文书和英汉双语文书。就目前掌握的徽州英汉双语文书,其主要可以细分为三类:一是英汉双语商标,即徽商为了保证品质,防止假冒产品而特制的企业标志。二是英汉双语广告,徽商从早期专供外销的洋庄商品开始,包装内习惯放置底票、腰票和面票,其主要作用就是广告。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徽商针对外国客商的广告宣传形式越来越丰富,甚至设计了西方圣诞节主题广告单页。三是包装纸(锡罐)。当时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出口到国外需要通过轮船运输,在海上漂泊数月,普通的纸包装容易走味受潮。汪裕泰茶号曾率先使用锡罐包装洋庄茶,既可以有效防止茶叶受潮,又保持了茶叶的香味及品质。不仅如此,其外包装上表现为英语或英汉双语形式。依据相关文献记载:“为挽回漏扈,推销国货起见,于前清道光初年,首创汪裕泰茶号于沪南,本其良知良能,大胆开拓,勇于创新,对顾客和蔼,待人尤诚,肝胆无欺。当时沪地茶肆,买卖茶案,多用纸包装,最易走味,公首用五色茶罐,价格便宜,把持色味馥郁芬芳,为馈赠亲友无上之珍。”[11]

  (三)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简介

  截止目前,无论是出版的徽州文书集成,还是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少涉及徽州英汉双语文书这一类型。笔者有幸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一系列徽州双语文书,有些被私人收藏,有些收藏于博物馆等机构。现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九件文书列表(如表1)。

表1 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九件

  (四)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的特点

  作为徽州文书中的一种类型,徽州英汉双语文书既有徽州文书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又有其自身独特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明显的时段特点。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五口通商和海外贸易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其时段范围不及其他类型徽州文书跨越地那么悠久。徽州英汉双语文书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其时段主要在晚清至民国期间。而就目前所掌握的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以民国时期居多。其二,明显的地域特点。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上海成为出口贸易的主要口岸。这一时期的徽商,特别是茶商大量聚集于上海,而目前所掌握的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主要也是在上海经营的徽商茶号,杭州也偶有发现,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其三,明显的行业特点。徽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有盐业、典当、木材、茶叶、丝绸、瓷器等,但是近代以后,其他行业相对衰落,而茶叶贸易则依然保持着快速发展。徽州茶商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充足的货源,加之他们重视信誉,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成为近代徽商的中坚力量。因此,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以徽州茶商文书居多。

  二、徽州双语文书的史料价值

  (一)对徽学的研究价值

  周绍泉曾说:“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6]51徽州双语文书具有徽州文书的共性,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尤其是近代徽商的对外贸易信息。徽州英汉双语文书无疑为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会进一步拓展徽学研究的领域与深度。利用徽州英汉双语文书,可以将徽商置于国际贸易互动视角下研究,对徽学研究的视角会起到一定作用。目前所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很大,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关注此方面文书的整理和收集。近代徽商的海外贸易量较大,所存留的相关双语文书应该不少,其距离现在的时段也不是十分遥远。

  总体而言,此类文书的存量应该相当可观,随着学者的关注,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徽州英汉双语文书被揭示出来。徽州双语文书的利用将会让徽学研究由国内延伸至国外,并不断深入。徽学研究领域一直都局限于国内,虽然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将徽商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但是目前尚没有代表性成果出现。徽学研究的瓶颈很多,其中之一就在于史料的局限。在现有徽州文书、家谱、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徽州、徽商与世界的连接点。而徽州英汉双语文书是徽州、徽商连接世界的直接证据和史料。上述九件文书中,汪裕泰茶号从标识、茶票、包装到广告宣传皆有英语部分进行说明,包括英汉双语标识、英汉双语茶票、英汉双语广告单、英汉双语茶叶罐以及英语茶叶罐。显然,徽商在近代已经融入了世界贸易圈,充分证明了徽商不仅是中国的徽商,还是世界的徽商。所以,徽州英汉双语文书对徽学的国际化研究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二)对经济史的研究价值

  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茶叶出口渠道是在广州。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中心由广州转到上海。晚清至民国期间,大多数传统徽商走向衰落,但是徽州茶商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转变经营模式,从事茶叶出口贸易。因此留下一定数量的英汉双语文书,这原本就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民国时期的徽州茶叶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上海则成为徽州茶叶外销的重要口岸。这在第一、七、八件文书中都有提及,这一时期外销茶叶的种类主要是红茶、绿茶、花茶。第三、四、五件文书中更加注重徽州茶叶的来源——原产地。通过这几件英汉双语文书,可以了解到茶叶产地、商品名称、产品特色等。

  通过徽州双语文书,结合地方志以及经济史料汇编,特别是通过分析上海市档案馆民国档案资料及民国时期报刊资料,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中有关徽商经营策略、经营项目等记录,可以为现代商业活动提供有益参考。这些双语文书再现民国时期上海徽商茶叶的经营状况、贸易对象等,梳理民国时期徽州茶商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在上海的发展脉络,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徽州茶商如何在徽商衰落之际寻求发展和壮大有着重要价值。

  (三)对近代商业文化的研究价值

  “贾而好儒”是徽商一大特点,“诚信”更是徽商经营理念的基石,这在徽州双语文书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民国时期旅沪徽州茶商特别注重茶叶品质,提升茶号信誉。为了保证茶叶质量,防止假冒产品,徽州茶商早有明确的商标意识。上述九件文书的正中间或是显著位置都是每家茶号特制的注册商标,并且在英语简介中一再强调认清标记。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还有着浓厚的广告意识。从上述所列第九件文书中可以看出,为了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和吸引国外客商,民国时期的徽州茶商已经有针对性地进行圣诞节主题的广告宣传。

  部分双语文书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产品生产状况与经营方式。第四件文书中介绍了茶号主人的籍贯,这对研究徽州茶商茶叶经营策略及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五件志成祥茶号英汉双语标识反映了当时茶叶的生产加工技术,制作已经开始融入西法,迎合西方客商的需求。著名的汪裕泰茶号在销售传统洋庄茶(绿茶、红茶)的同时,勇于提升产品工艺,进行产品更新,继而研发出新产品——茉莉花茶。第六件文书就是汪裕泰茶号专供茉莉花茶使用的英语茶叶锡罐。早在民国时期汪裕泰茶号就已经有了品牌,其正面内容是一张白鸽的图片并印有“PIGEON BRAND”、“JASMINE TEA”字样,从而提升徽州茶叶的世界竞争力。第八件文书中出现了两个英语单词“wholesale”和“retail”,其中文意思是“批发”与“零售”。

  三、徽州双语文书的英语语言研究与应用价值

  (一)充分反映了中国商务英语的萌芽

  民国时期活跃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英语,是在解决早期中西贸易往来的语言障碍中形成的,是中西商贸往来的特定历史产物,就其产生缘由及用途而言,它就是早期“商务英语”。中西商贸往来的实际需求催生了作为交际媒介的这一时期英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3]这一时期的英语是一种在口岸城市对外贸易往来中使用的具有强实用性、典型商务特征的中英混杂语言,这种“语言”已成为当时中外贸易过程中唯一的语言,促进了我国早期民间商务英语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中西贸易水平以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人们学习英语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从上述文书的英语简介部分可以看出,基于鸦片战争以来中西贸易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的客观现实,且主要群体是与外国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国普通民众,所以在词汇选择上比较口语化、商业化。在中西贸易往来中,语言的发展史是“一部近代中英异质语言在民间层面接触和中外异质文化在民间层面碰撞的历史,也是一部近代中西贸易语言的历史”。[14]它折射出早期中西外贸交往中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

  (二)为英语史研究提供原始资料

  这些双语文书是当时贸易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原始档案,对英语史研究具有较高价值。根据上述徽州双语文书中的英语简介、包装及广告用语,可以充分再现当时的英语习得与使用情况,展现当时英语语言的特征。例如英语主要使用范围是在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使用场合为中西商贸往来(茶叶对外贸易)、语言学属性则基本上依据汉语语法且词语多半来自英语等混合语、使用者职业是参与中西贸易的普通民众等。这种英语无论是其使用范围、用途、场所、内容,还是使用者的职业构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喜欢用主动句;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以被动语态见长。就上述文书的英语简介而言,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被动句法。可见,英语习得是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具体表现,使通事、商人等民间普通民众成为学习和使用新知识的主体,从更加实用和平民化的视角加速民间社会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进一步促进民间英语自学、使用与传播活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国人学习和接受英语的过程,为我国英语教育史提供宝贵的原始研究资料。在商务往来时,因为公司的管理者不能正确理解客户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而导致公司蒙受巨大财务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英语学习者必须意识到不同国家存在文化差异,正确解读业务伙伴的语言和行为,降低因为这类情况引起的矛盾,避免文化冲突。

  (三)为当代英语教育提供研究资料和借鉴

  “语言组织了人类的经验,是文化的基盘。外语教育是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甚至世界观的特殊学科,因此,外语教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15]从二语习得理论视角来看,当语言输入不充足时,则无法掌握该语言结构,学习者就会借用该语言词汇,并求助于母语语言结构,混合地使用语言,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民国时期的英语在我国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层次性发展,逐渐向标准英语靠拢,这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但就其所掌握的英语本身而言,仅能够勉强满足其与洋行在商业、贸易及生活交往的基本需要;就其学习这种特殊“语言”的过程而言,学习时间短,学习内容较单一。早期中西商贸的语言媒介是社会发展在语言上打下的烙印,它架设起中西商贸与文化交往的桥梁,突出地反映了早期外语学习的实用要求。

  但早期中西商贸语言的使用通常只需要掌握一定的口语沟通能力,未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未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涵,存在着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性、自发性和盲目性。跨文化交际意识及价值取向严重缺失,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在早期中西商贸语言接触中的具体体现。早期中西商贸语言的使用者多数只能从实践层面和技术层面参与近代化进程,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近代化进程。这也促使晚清官办外语学堂逐渐认识到不能仅满足于训练外语翻译人才,而是要培养外交人才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如第一件文书汪裕泰茶号所设计的标识中,英语简介部分无论是边框、颜色还是花卉采用的都是典型西式风格。在第九件文书中,汪裕泰茶号广告宣传的主题是圣诞节,这是西方国家的重要节日。因此,在对外贸易沟通时,徽商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从多方面、全角度去看待问题,这也是在跨文化贸易中可能达成一致,实现友好合作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四、结语

  徽州文化研究的深入得益于徽州文书的发现,徽州英汉双语文书档案,不仅增加了徽州文书的数量,还增加了其种类,为徽州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状况、语言学、思想文化、教育学的重要史料。徽州英汉双语文献资料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乃至融合的产物,展示了当时徽商对外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状况,有助于徽学研究、经济史研究和商业文化研究。同时,徽州英汉双语文书也充分反映了萌芽阶段商务英语的特征,为英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现代英语教学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尽管这些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的发现量还不是很大,但是丰富了徽州文书类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者的关注,将会有更多的此类文书被揭示。目前关于徽州英汉双语文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此类文书的研究与利用,势必会扩展徽学研究与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王振忠.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 2018 (1) :1-11.

  [2]徐国利.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 2005 (4) :104-111.

  [3]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J].徽学, 2008, 5 (00) :252-280.

  [4]王国键.论徽州历史档案的特点和作用[J].档案学通讯, 2006 (1) :78-81.

  [5]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及特点[J].历史档案, 2004 (1) :122-126.

  [6]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J].历史研究, 2000 (1) :51-60.

  [7]卞利.徽州文书的由来及其收藏整理情况[J].寻根, 2008 (6) :4-14.

  [8]严桂夫, 王国键.徽州文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J].档案学研究, 2001 (1) :20-24.

  [9] 严桂夫.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M].合肥:黄山书社, 1996:17.

  [10]翟屯建.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6 (1) :110-114.

  [11] 上庄镇余川村支部委员会.余川村志[M].上庄镇余川村支部委员会, 2004:196.

  [12] 安徽五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徽州大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185-211.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81.

  [14]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D].成都:四川大学, 2005.

  [15]邹振环.《华英初阶》和晚清国人自编近代英语教科书的发轫[J].近代中国, 2005 (0) :147-165.

  注释

  1 (3) (4) (5) (6) (7) 现藏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收藏爱好者。

  2 现藏于谢裕大茶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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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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