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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青少年应激反应:创伤还是成长?
2018年05月08日 11: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思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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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作为对创伤事件易敏感的特殊群体,受到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青少年在遭遇重度或不可抗的创伤性事件——如地震后会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绪,害怕、无助和恐惧感等,他们的脆弱与敏感可能会加剧这种负性情绪体验的程度。若这些情绪不能有效且及时地排解,长此以往可能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并直接或间接对其情绪、学习和社交等方面产生影响。

  PTSD是震后最常见、也最为典型的消极心理问题,其发生存在普遍性。国内学者对“5·12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进行调查,发现其高达40.1%,三年后的发生率仍高达29.6%。

  虽然创伤会导致PTSD,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契机。有些个体可借此学会克服逆境、增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超越。20世纪末,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创伤的积极后果,即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指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主要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方面。这一概念的提出强调了事件的危机性和挑战性,将成长既看作过程也视为结果,并反映了成长与心理痛苦并存的事实。

  安媛媛等在对经历汶川地震的8位老师和2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青少年的PTG同样也具有普遍性。周宵等对经历汶川地震的354名中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4年半后他们的PTG仍处于较高水平。靳宇倡和刘东月的研究同样发现了震后青少年PTG发生率高达51.1%。

  以上证据表明PTG和PTSD都是震后会出现的应激反应,那么震后应激反应究竟是消极式的创伤还是积极式的成长?

  大量研究表明人格作为震前因素,对PTSD和PTG的产生起着重要的预测作用。人格特征传统上定义为在表现思维、情感、意志行为一致模式倾向中个体差异的维度,它拥有广泛且不同的稳定模式。侯彩兰从PTSD的发生、病程和行为表现三个维度入手,发现负性情绪性、正性情绪性和约束/抑制是涉及率最高的三种人格之一。其中,高负性情绪性人格是PTSD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20世纪80年代,科斯塔(Paul Costa)与麦克雷(Robert McCrae)在特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与谨慎性的大五人格模型。王龙等采用问卷法对汶川地震幸存者中4—8年级的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神经质与PTSD呈显著正相关。甘秀英进一步发现神经质与抑郁焦虑症状相关。除此之外,宜人性也有一定作用。

  反观PTG,与之相关的则是谨慎性,这一假设得到了吴玉飞等人的验证。他们采用小五人格问卷中的谨慎性人格分量表,以经历了汶川地震2年后的497名中学生为被试,发现谨慎性人格对青少年的PTG有着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谨慎性人格的核心是具有高度的自我管理、坚持、冲动控制、成就取向和自律等特征,这些特征具有持续的保护作用,从而降低了个体心理问题出现的风险,促使个体出现更多的积极成长与幸福感。此外,安媛媛采用同样的方法发现,情绪性人格对PTG也有稳定的预测作用。

  近年来,关于震后心理因素的研究大多涉及认知与情绪,相较于PTG,PTSD仅涉及认知类型和应对方式。认知类型包括积极认知和消极认知。结合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和泰代斯基(Richard Tedeschi)的PTG整合模型,我们认为积极认知可以更加有效地缓解创伤带给个体的消极情绪,促使个体对创伤事件产生深层次的主动反刍,并开始思考创伤背后的意义;或让个体借助外界力量来处理创伤造成的后果,促使自身对于创伤产生适应和成长。只有改变人们对创伤的认知,重新建构创伤后世界的意义,才有助于减少PTSD的发生。

  应对方式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究竟采用何种应对方式才能有效地面对创伤,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卡尔霍恩和泰代斯基的PTG整合模型中寻找答案。该模型认为积极的应对方式会有效地促进个体创伤后适应与成长。一些建立在本土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也相继提供了证据。吴玉飞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对PTG发挥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在人格与PTG间起到中介作用。安媛媛的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在情绪性人格与PTG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上述研究结果却表明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起的仅仅是间接作用,它更多是在人格和创伤后成长之间搭起了一座中介的桥梁,若直接认定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有着积极的作用未免略显武断。为避免有所偏颇,我们应通过更多的研究寻找二者间的证据。反观应对方式与PTSD间的关系,则更为直接。王龙和陈纬对168名震后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持有情绪型应对方式的个体,其PTSD症状有了明显改善,二者表现为直接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假设,PTG的出现或许要比PTSD更加复杂,这也为理解创伤后PTSD出现率较高提供了证据。

  目前国内外关于情绪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依据积极情绪的拓建理论,感恩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特质,它可以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资源,提升自我的乐观体验和精神信仰。感恩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增强创伤后个体对自我、他人与世界的积极评价,为PTG的产生奠定良好的基础。周宵和陈和琼以震后青少年为被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感恩与PTG呈显著正相关,即感恩可以有效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TG的发生。对于PTSD,情绪的研究则较少。

  社会压力作为外部因素只影响震后青少年的PTG,且研究结果不具共性,只在安媛媛和李秋伊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他们利用质性研究,对经历了汶川地震的8位老师和2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PTG的产生与社会压力有关。由于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研究者也给出了独特的理论解释。他们认为PTG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而社会压力恰好为青少年做出心理准备打了预防针,就像产生心理抗体一般,因此青少年不会轻易被不幸事件所伤害,为创伤后成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PTSD与PTG虽然同为创伤事件的应激反应且具有普遍性,但二者的出现却并不同步。PTSD作为消极结果,多出现在创伤事件前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PTG发生的概率逐渐提高。这或许与二者的影响因素不同存在较大关联,正向的人格特质、积极的认知方式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压力能够促使PTG的产生,而PTSD更多与负性人格特质相关联。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情绪、压力以及其他心理因素对PTSD和PTG的影响,使青少年善于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创伤事件,及时有效地消除负面影响,并能够在创伤后成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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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思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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