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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2015年09月14日 11:21 来源:《江汉论坛》2015年第20151期 作者:周晓光 字号

内容摘要: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明清/徽州文化/阶段性发展

作者简介:

  摘要: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明清/徽州文化/阶段性发展

  作者简介:周晓光,男,1964年生,江苏昆山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 合肥 230039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11&ZD094)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受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样本,这一观点在学界已是基本共识。我们认为,从表现形式看,徽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种文化现象往往被冠以“徽”或者“新安”字样,如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商、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等。①但就其影响与地位而言,徽州文化其实是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担纲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主流”文化的角色。其登峰造极之时,正当明清两代。就总体而言,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臻于极盛,成为徽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具体来看,期间它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发展。依据各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主旨和特色,我们把这种阶段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明前期。该时期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大致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一个鲜明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

  比如,崛起于南宋的朱子学重要流派“新安理学”②,在有元一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渐趋墨守成规,学派内部死抱旧说,创新乏力。詹烜在《赵东山行状》中记载:“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③描述了元代新安理学墨守成说、创见缺乏的普遍现象。对此,当时著名新安理学家赵汸也提到,徽州先贤“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④,但是其书“虽有考索之富而扩充变化之无术,虽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坚定之未能”。⑤这里,赵氏所说的“扩充变化之无术”,就是指南宋朱熹之后的元代新安理学家缺乏学术创新。元末明初,鉴于元代新安理学家的学术之弊,以朱升、郑玉和赵汸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家提出了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治学之术,主张明源察始,通过自身的思考,探求理学真谛。以此为指导思想,以朱升、郑玉和赵汸为代表的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本着求真实之理的心态,思维渐趋大胆、活跃,从多种途径探索朱子之学的真谛。如朱升发明了“旁注诸经”的治经方法,郑玉和赵汸则以“和会朱陆”张大新安理学学派宗旨,明初的新安理学可谓气象一新。该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求变求新思潮最活跃的时期。

  再如徽州的教育和科举,在明前期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教育机构类型进一步清晰,官学、书院、社学三大系统互为补充,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徽州官学包括府学和六县县学,其中府学始于唐代。六县县学中,始于唐代的有歙县学和祁门县学,其余休宁县学、黟县学、婺源县学和绩溪县学皆始建于宋代。⑥其后,虽有连续性,但时有兴废,元末战乱更一度使徽州官学遭受重创。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崇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兴学政策,被史家称为“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⑦在此背景下,明前期的徽州府县学得到全面重建或扩建。⑧徽州最早的书院是绩溪龙井之桂枝书院,始建于北宋景德丁未(1007年)。其后,经宋元发展,明前期的徽州书院无论规模和数量,均远超前代。据乾隆《江南通志》、道光《徽州府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志书不完全统计,明代徽州新建或重建、扩建的书院有49所,其中明确记载为前期的书院有38所,比例高达77.6%。说明了徽州书院在明前期已形成规模化的系统。社学之制,始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为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明承元制,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在城乡推行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⑨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同年徽州六县凡“邑之坊都,居民辏集之处”均设立社学,数量达到462所。其中休宁、婺源最多,各有140所,其他各县依次为歙县112所、绩溪3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⑩明前期徽州的社学已经遍及城乡,奠定了童蒙教育的基础。官学、书院、社学针对不同人群,各成系统,表明徽州地方教育机构的类型在明前期进一步清晰,已经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二是徽州教育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全面恢复科举取士,并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逐步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定制。(11)因此,徽州府、县学等“官学”发挥着培养科举人才的功能。书院为“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12),明前期徽州书院的功能重在聚徒讲学。如徽州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在“元末明初,名儒迭兴,又立紫阳书院山长以主之,度其揖让周旋,升阶侍立,相与析疑辨难,必多发明”(13)。清人施璜撰有《紫阳书院志》和《还古书院志》,其中《会纪》等篇对徽州书院讲学情形记载甚详。社学则收8至15岁孩童入学,“设教读以训童蒙”。三类教育机构功能各有侧重,一时徽州文风丕振,科举及第者人数之众,几近今安徽全省的1/3。(14)三是办学主体进一步扩大,除官府投入外,民间集资和官绅资助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弘治之后徽州商人群体崛起、徽州商帮形成,徽商在徽州教育方面的贡献度越来越高。这些都表明明前期的徽州教育与科举走上了鼎新之路。

  作为徽州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徽州商业文化,也在明前期初步形成。虽然作为个体的徽州商人,其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徽商作为地域商帮的出现,则在明前期。此期徽州商人从业人数剧增,资本规模扩大,经营行业拓展,营商手段多样,宗族联系密切,最终约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形成徽州商帮。学界认为,其标志一是徽人形成从商风习,二是徽人结伙经商现象普遍,三是“徽”、“商”二字已经相连成词,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15)随着商帮的形成,徽商出现了“贾而好儒”、“以义为利”、结伙经商、广交官府、热心公益等商业文化。(16)商帮的形成以及商业文化的出现,这是此前徽州文化中未见之新气象。

  又如徽州文学,尽管学界对此阶段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但其理学化的时代特色却异常鲜明。韩结根先生在其《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此期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多为新安理学名家或饱读理学经典之士;其作品亦多以理学为主导价值取向,或直接阐扬理学思想,或讴歌“圣朝之至治”。(17)这是明前期徽州文坛劲吹的“新风”。从徽州版画来看,此期它承唐宋而进一步创新,最终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鼎盛。张国标先生《徽派版画》一书胪列了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的重要作品80余件,展示了徽派版画的卓著成就。(18)此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的歙县黄氏家族刻工,该家族刻工群体自天顺年间(1457-1464年)崛起后,经过数代人的传承与创新,到万历时期创造出一套独特的雕图刀法,其木刻画一改原先粗壮雄健之风,形成线条秀劲、版面简雅、形象细腻的徽派版画风格。清道光《虬川黄氏宗谱》“文翰”部分,记载了明前期诸多黄氏刻工的姓名和事迹,从中可见其强大的阵容。(19)总之,明前期徽州文化的种种现象,反映了其求变与创新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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