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犯罪学研究中，专家发现，大量青少年犯罪始于不良行为。为了深入研究和及早干预青少年不良行为，认识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具体的应对方法以及预防策略，团北京市委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研究与服务中心，共同就北京市青少年不良行为展开调研。

　　在最需要帮助时反而被放弃

　　在这次调研中，课题组将调研对象锁定为233名2010年以来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47名北京各区县看守所京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162名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以及47名来自5所北京普通中学及技校的不良行为青少年。通过文献法、焦点小组法、个案法、问卷法4种方式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

　　报告指出，从性别上看，不良行为青少年“男多女少”；从户籍地分布看，相比城六区，郊区及农村的不良行为青少年比例更高；从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类型看，主要集中在“抽烟喝酒”，“逃学、旷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及“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4个方面；超过六成不良行为青少年有两种以上的不良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往往相伴相生；不良行为与犯罪关系密切，出现了上述4种类型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若缺乏有效监管，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基于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来分析犯罪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及时发现青少年犯罪之前的危险信号。为了更好地分析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展路径，课题组从北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挑选了27个典型个案进行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在这组样本中，青少年首次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2.25岁，与青春期的萌芽年龄一致，这正是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预防干预的关键时期。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样本中的不良行为青少年离开学校的平均年龄是15岁。也就是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最需要有人“拉一把”的时候却离开了学校。

　　“同伴”为不良行为推波助澜

　　诚然，学校教育不是唯一需要为青少年不良行为“埋单”的环节。在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课题组借鉴了美国学者杰弗里斯·麦克沃特的观点，用“树”来比喻青少年。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这棵“树”生长的土壤。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是树根，将树和土壤连接在一起，并为树提供支持和养料。树干由青少年个体的特定行为、态度和技能组成，而不同的不良行为类型就是这棵树的枝叶、果实和花朵。

　　报告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实体、经济氛围和文化习俗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变迁，是青少年不良行为产生的土壤，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暴力、色情等不良资讯的广泛传播是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树根”的组成之一——家庭是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场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全国约有上千万单亲家庭，并以每年50万到60万的数量递增。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犯罪率高达40%。不良的家庭关系，容易导致家长对青少年疏于管理，家庭控制力减弱，进而增加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机会，甚至会对青少年产生一种排斥力，促使他们离家出走。家长处理紧张关系的不良行为模式，以及僵化、控制性的教养方式等，都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在学校方面，应试教育制度导致的教育分层，也是青少年不良行为的诱因之一。教育分层使得一部分青少年早早将自己归于“社会底层”的替代人群之列，若再走进纪律松散的学校，遇到不称职的教师，更为不良行为的诞生提供了温床。

　　报告还指出，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同伴”成为他们的主导影响源。青少年总是非常在意同伴群体对自己的评价，他们把这些评价视作自我价值的体现和获得自尊的途径。可以说，同伴群体就是青少年通往成人世界的“交通工具”。因此，不良同伴的影响成为不良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不良交往具有“交叉感染”效应。青少年时期，辨别是非的能力初步形成，但特别容易被外界因素干扰。如果某个青少年对一个由不良行为青少年组成的同伴群体产生兴趣，他会无条件支持同伴的不良行为，从而融入这个群体。比如许多青少年其实并没有烟瘾、酒瘾，但他们会通过模仿同伴抽烟喝酒寻找归属感。同时，不良交往也是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中介变数和催化剂。不良交往使青少年互相壮胆，减轻罪责感，产生“法不治众”的心理，为不良行为的实施“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