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实施走班制还面临着学生、教师与公众的价值困惑，课程文化、学习文化、评价文化方面的文化阻力，以及管理层面与德育层面的实践挑战。针对这些桎梏，提出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超越路径：增强走班制价值认同，提升走班制实施信心；超越走班制文化阻力，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改进学校管理体制，构建新型德育模式。

　　关 键 词：高考改革 走班制 教学组织形式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6)12-0029-07

　　随着《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二[2014]10号)(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的高考改革策略有了实践层面的具体发展战略，“学生自选”也同时意味着普通高中实施走班制是必然路径。虽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地区开始“主动”尝试走班制，但由于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与阻挠，走班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样态的教学组织形式。而今天，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背景下，不论是否“情愿”，普通高中必然走上“被动”实施走班制的道路。然而，大部分高中还没有作好充足的准备迎接走班制的到来，还存在认识上的“不知所云”与实践上的“不知所措”。有鉴于此，审视走班制在行进与普及道路上存在的诸多挑战与阻力并寻求改进路向，不仅对新高考改革制度的全面推进，同时也对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以及推动素质教育的深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实施走班制的问题审视

　　(一)价值困惑

　　1.学生的困扰

　　在新高考改革的推进以及走班制实施的背景下，学生必须根据自身的发展潜力及兴趣爱好，在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生物、地理六门科目中选择三门纳入高考。首先，高中学生是生理、心理还没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对于他们来说，在高中阶段选择职业发展方向难免带有“一时兴起”的随意性和“不明所以”的盲目跟风性。很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学生在听从别人对以上六门科目的简介后，单纯地认为某三门科目学习难度较小，在考试中易取得较高分数而选择它们。但长时间的高强度学习后，学生会发现抱着“功利”目的的选择往往难有长久的热情，而中途换科对学生的生理、心理都存在一定的挑战。二是学生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在选科面前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喜欢某一科目的，对它们有很高的热情，但选择不仅需要一时的激情，更需要深入思考后的理性。其次，走班制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动”，学生要接受并适应“动”的事实，包括同学间的“动”、教室的“动”、教师的“动”、课表的“动”，要快速融入走班制的氛围中。[1]但这种“动”对天生内向以及不善于或不习惯主动与别人交际的学生来说，会产生交往困难问题。不仅如此，传统行政班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让学生有归属感，班级“动起来”后，学生每天忙碌地穿梭于各个教室间，会产生集体主义思想弱化以及归属感、安全感缺乏等问题。最后，学生的自我控制权提升后，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现象，那就是学生不懂得如何高效地利用学习时间，在走班“动”的背后，是他们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时间安排上的仓促混乱，久而久之，学生极易产生把控倦怠的心理。而以上问题是现阶段走班制实施后大部分学生的困扰，这也让他们对走班制的“初心”产生了疑问和焦虑情绪。

　　2.教师的忧虑

　　走班制实施的初衷是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促进学生个性而全面的发展，但就目前教师对走班制价值意蕴的感受情况来看，还不太乐观，甚至存在忧虑情绪。首先，对学生了解困难。在走班制背景下，班主任这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只能通过课堂45分钟以及课下“屈指可数”的交流，这样一来，一位教师面对几十甚至上百位学生，要想充分了解每一位学生并做到因材施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次，竞争激烈，心理压力大。在大多数实验走班制的地区和学校，学生不仅有权利自选科目，也有权利自选教师，这对于大多数教师尤其是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来说，是无比艰巨的挑战。怎样避免没人选择的尴尬，怎样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内在“权威”，怎样获得学生在教学层面的青睐，这些问题都会给教师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与思想包袱。如果教师们不能很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长此以往，会产生职业认同感降低、职业幸福感下滑以及职业倦怠感提升的现象。最后，工作强度增大，生命气象弱化。在有些地区，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走班与分层教学是相伴随存在的；而有些地区，为了避免对学生差别对待，他们是平行班走班教学。但无论分不分层教学，对于教师来说，工作强度都较之原来行政班教学的强度加大。一方面，在行政班弱化甚至取消的现状下，教师要从学习、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的任课班级学生负责，课堂管理难度大。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上课、课后辅导方面皆比行政班教学要求高、难度大。而在持续的高强度工作下，教师的生命气象会逐渐降低。

　　3.公众的质疑

　　首先，认为教学组织形式的转变是换汤不换药。每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抑或课程改革，都必然伴随着教学组织形式的转变，但每一次的转变都最终拜倒在“分数”的“石榴裙”下。他们认为，在轰轰烈烈的改革背后，很有可能出现“打着走班制的旗帜，干着行政班的事情”的情况。这样一来，走班制教学不仅不能充分体现高考改革的核心旨意，还会“劳民伤财”，最终流于形式，不了了之。其次，怀疑学校是否有能力实施好走班制。部分地区的走班制才刚刚起步，“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些地区不敢“轻举妄动”，处于观望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走班制还没有较为完备的顶层设计。同时，实施走班制对学校软硬件设施的要求都比较高，大部分学校不得不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通过吸取其他地区经验摸索着前进。走班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普通高中教育的美好愿景，但学校是否有能力将其“完美”实施，公众对此信心不足。最后，担心增加学生负担。减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也是学者和一线教育者努力的方向。但在走班制情况下，学生不仅要自己选科，自己把控学习时间，还要时刻作好“动起来”的准备。同时，虽然有“学一门考一门，考一门清一门”的策略，却允许选考科目“一年两考”，人们都有“最好的永远在后边”的思维定式，这是否变相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呢？

　　(二)文化阻力

　　韦伯曾说过，“任何理性化都有可能遭遇社会内在的阻滞”[2]，即我们面临着固有的文化基因的阻碍。走班制的实施虽然是一个理性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改革，但也遭遇着固有的文化阻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课程文化阻力

　　首先，在课程的物质文化层面，我们的课程标准、课程计划与教科书相对来说较为单一，针对性不强。虽然课程多样化活动“红红火火”开展了十几年，但学校里的课程安排还是难逃“考什么教什么”“非考试科目可以进课程表但不能进课堂”的窘境，这对当前实施的走班制，无疑是一大阻力。例如，在选考的科目外，还有多种科目是需要学生通过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来考核的，而这种不纳入高考成绩的科目很难受到教师及学生的重视。其次，在课程的制度文化层面，一直以来都存在课程实施以考试大纲为标杆、“题海战术”、从高一年级就开始标准化的“高考模拟”等错误做法，这是有违走班制实施初衷的。最后，在课程的精神文化层面也一直存在着误区，那就是知识的灌输大于能力的培养，这导致学生离开了教师就“不会学习”的情况，而走班制更多的是追求学生的自我把控、自我学习，这样一来，很多学生会产生适应困难等问题。

　　2.学习文化束缚

　　首先，存在学习文化惰性。该特性源于文化惰性的影响，新学习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永远会遭遇旧有学习文化的抵制，不论新的学习文化有多高的价值以及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多深远的意义。[3]例如，我国传统的学习方式方法是明其理，然后铭记于心，背诵、感悟与体会，更多的是指向理念层面的学习，但走班制要求学生“动起来”，不仅身体“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思维“动起来”，强调学生的主动求知、积极交流、勇于探索。这些仅仅存留于观念层面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实践层面进行突破，培养厚重的“主体性”精神，这会导致传统的学习文化与新兴的要求之间来回碰撞，不可避免地会对走班制的推行产生一定影响。其次，学习文化的封闭性。虽然当前已经是互联网时代，教育领域的微课、慕课、云课程等新型名词层出不穷，对学校的教育教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整体来说，学生对互联网的利用还不够，除了为数不多的几节计算机课程以及课堂上简单的PPT应用，大多数时候学生还是沉溺于教科书、作业本等静态的课程文本，学习方式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但在走班制实施以后，班主任的角色很可能被取消，学校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师安排、课表安排、作业讲解、选科系统填写、学习情况反馈、家校沟通以及学生评价等是未来的一大趋势，而过于保守的学习方式必然不适用于走班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