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顶尖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朋友最近见了一位大一学生，这名学生打算退学。因为他没想过要得到学位居然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而不是他已习惯的在A-level考试中的摘要法。在做了一番投入收获比的衡量后，这位同学认为，他从这门课可能获得的收益不值得付出，无论是时间方面，还是金钱方面。

　　很难说这种逻辑是对是错。事实上，许多学者也担心人文学科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尴尬，也许只能通过脱离学术体而存活了。过去的几周里，关于这一论点，又有了新论据。伦敦的一所自由大学（即用非传统方式研究讨论一般正规大学不予讲授课程的大学）启动了IF项目，志在向“失业的学校肄业生和年轻工作者提供广阔的通识文科教育”。这一项目受到极大欢迎。

　　离开学术圈的冲动并非新事。在一篇1974年的文章里，诗人、评论家阿德里安娜·里奇批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圈。里奇总结，想象大学可以从自身开始做一个变革先锋显得有些天真，但这种改革最后却更大程度上起源于非认证的、非正式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在过去若干年里，一系列自由大学都表达了类似期望，这些机构包括社会科学中心、利物浦自由大学等。

　　IF计划把伦敦当成一个巨大的演讲厅：学生可以利用免费的展览和音乐厅，甚至网上演讲、周末工作坊、探讨会。这些活动由学者和思想者自愿贡献时间，活动覆盖的议题宽广，组织者正探索对课程予以学分确认。

　　IF的侧重点在18至30岁的人以及大学肄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大学系统里存在的偏见——当前体系排除了辍学者以及那些受费用影响更年长的学生。一份2013年发布的英国大学的报告显示，自2012年以来，兼读制学生数量减少了40%，这一从21岁至80岁以上的群体往往拥有非常规教育的历史。

　　IF虽然免费，但是学生需要合理的收入来支付学习费用。和慕课同时出现，IF也需要学生自我激励。这传递出一个讯号——大学教师的活动走到没有早期教育经验的人们之中，该活动需要财政、教学等支持。

　　无论IF的最终目的是提供持续性的大学补充选项，还是从大学外部改革现有体系，局势都不明显。但就目前大学的表现来看，改革是可能的。例如，在布里斯托尔，我们最近开启了一个人文领域的基础年活动。这些课程一年级学生的年龄跨度从18岁到71岁，其中90%的人没有参加过A-level的考试。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可能出于成本考虑，不会继续攻读某个学位。由此，IF项目在大学体系外为这些希望受教育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IF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一合作模式可能成为一个选项，因为学生们最终会指向自己的学习小组或提供文化替代性质的讨论会。IF不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模型，它复制了体系中的矛盾，并且倾向于覆盖那些错过或者从高等教育中出走的人们。最近一些事件表明，在这么多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面前，我们迫切需要为大学教育体系寻找一个替代选项。

　　（作者汤姆·斯珀林格系布里斯托尔大学资深教师，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