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有记载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里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

　　世界银行曾经评论说，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潜台词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机遇，同时也有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了，当然更不可能说，大家平等地受益了。有的国家受益多，有的国家受益少，可能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受益，但付出的成本更高。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成为一个受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这得益于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和得力的对外开放措施。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我们下一步开放是非常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

　　首先，我们顺应了全球化的浪潮，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全球化趋势是当前最大的世界潮流。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势而为，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准确判断世界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们说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是革命与战争，殖民地国家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还是暴力革命，就是战争。既然革命和战争是世界的主流，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处在两大阵营的夹缝里面，既有来自西方的威胁，还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威胁。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备战备荒，要搞“三线”建设，要发展军事工业，而且还不能放到大城市里，得放到山沟沟里去。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经济学中讨论的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就是发展民用产业还是发展国防工业的关系，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国防工业，必然会影响到发展速度，特别是老百姓的福利。

　　当今世界，最大的潮流就是经济全球化。在第二个30年里面，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慢慢发生了变化。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重大突破。当年我们很多研究国际政治的同志，经过深入分析以后逐渐地提出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很多同学不喜欢上政治课，认为政治课讲得都太没意思了。但是，这都是政治课会讲的东西，寥寥几个字，“革命与战争”是对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也是对形势的判断。这么一个重大判断变化的背后，就会引发出对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既然和平与发展是主流，那我们怎么办？就要想这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有什么机会？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这和在革命与战争这个判断下的发展战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在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形势以后，采取合适的战略和合适的、得力的战略措施，来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很多机遇，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把握住了一些大的机遇，并不是全部。没有人、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厉害，可以把所有的机遇都抓到手。但是我们抓住了几个大的机遇，就取得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巨大成功。

　　一是我们抓住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加速的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活动跨境转移的机遇。东亚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早是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四小龙”成本上升以后转到东南亚。在刚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的时候，中国开始实行了对外开放战略，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然后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了沿海开放战略、沿边开放战略、沿江开放战略等等一系列战略，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出口，使得在跨境转移过程中，我们成为最大的赢家。

　　二是抓住了全球经济繁荣的机遇。前面这个跨境产业转移的机遇，使得外来投资者将他们的技术、管理、国际销售渠道同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等要素相结合，使得这些转移过来的产业比原来转移出来的国家或者地区更有优势。所以这是一个“双赢”，既解决了我们的制造业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突出问题，又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东道国也得益了。

　　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所有的贸易顺差，都是来源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是消耗外汇，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只有一年一般贸易出现了顺差，还是前几年的事；其他所有年份，加工贸易一直是顺差。所以今天我们解决了外汇短缺的问题，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一半来源于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创造的。这是解决了供给方制成品的竞争力问题，但生产出来卖给谁？所以需要需求，需求的一个重大机遇，就是全球的经济繁荣。

　　中国真正的开放大发展，不是在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是起步阶段），而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1993年我们吸收的外资才刚超过100亿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经济滞胀转入了繁荣，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克林顿上台的时候，他的竞选口号就是“经济是最重要的”，就靠这个打败了老布什。克林顿运气也很好，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突然就好了。大家都知道，80年代里根经济学要克服美国的“滞胀”。宏观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伴随的是虚拟的经济繁荣，需求旺盛，所以物价上涨。但是80年代的时候，突然间美国“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是经济增长低迷，但还有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从哪儿来？来自于供给方的刚性，同时也来自于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那怎么办？这就有了理论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其实就是要改革。他们发现靠凯恩斯主义刺激已经不行了，需求管理不管用，问题出在供给方，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开放，是这个企业缺乏活力。里根经济学，按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说，就是改革，就是对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看美国的企业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福利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等等，这些改革之后的效应，到了90年代就管用了。所以，90年代美国的繁荣首先来源于改革的红利，其次来源于和平的红利。前苏联在1991年12月24日解体，全球冷战结束了。这样，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好，都不用花那么多钱搞军备竞赛了，钱可以投到经济建设上面去，美国用于国防建设的投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

　　三是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不断深化，冷战结束就是全球化大幅度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全球化从西方主导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将其纳入全球化进程。

　　四是技术进步的红利，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机遇。克林顿一上台就讲信息高速公路，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轮新技术革命。它可能还没有带来世界的彻底改变，但是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繁荣。

　　这四个因素叠加，使得中国在对外开放最需要市场的时候，全球繁荣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其实很幸运，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外部还真有了这个机会。当然，大家也看到，同样的机会，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抓住了。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中国幸运，应该说中国做得是不错的。

　　在开放进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地用好我们的优势，把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竞争、全球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注重提升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

　　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天赋的资源决定比较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天赋资源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是越来越小。除了那些资源输出大国，比如说中东石油输出国，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分工，不是靠老天爷给的东西，是靠后天的东西。靠什么呢？靠人力资源、技术、制度、管理等等。不是老天给的，是后天给的。越是上层次、竞争不断升级的时候，越是靠后天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如果躺在老天给的比较优势上，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中国的进步，一方面是把优势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的优势。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经验就是，在开放中，我们渐进式推进，特别注意趋利避害。开放，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管理不善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因为开放过快和对开放管理不善，带来很多外部冲击，甚至带来金融危机、产业危机等等。所以我们一直讲，一方面要“趋利”，要抓住机遇，另一方面要“避害”，要防范风险。这些经验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好开放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隆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7月2日晚，隆国强在北京交通大学“交大大讲堂”以《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与新战略》为题举行讲座，本文是演讲内容的一小部分，全文将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8期，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