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本专栏上一篇文章《人口抚养压力如何影响经济》讨论了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作为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将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讨论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

　　低生育率恶化财政状况

　　低生育率对财政的影响可以从政府对人的投入和支出来分析。政府对养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教育。在世界各地，教育投入只占税收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5%，而养老开支则约12%。由于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及归还以前的赤字。赤字本质上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是个人工作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工作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对没有小孩的夫妻，尽管早年给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12%的养老费用，也没有新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给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税收占GDP比例将近20%，而教育投入是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长期大幅低于更替水平，将来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可能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生育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是一种杀鸡取卵似的短视行为。

　　低生育率将导致养老金危机

　　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工作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更严重的是，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5%，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家庭生育孩子，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收益大于开支，但对家庭来说在经济意义上则是“亏本的”。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养儿防老是养育孩子的内在经济动因。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超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

　　在中国生育水平如此之低而且即使完全放开也没有可能维持在更替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奖励而不是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真正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多子家庭的补助，而不是罚款。从根本上来说，多出生的孩子未来所贡献的税收，将远大于其所占用的教育资源，并且会被用来抚养整个社会的老人。如果担心这种奖励会让父母只注重生育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也可以把社会抚养费的奖励与小孩未来的贡献挂钩，例如可把小孩纳税的一部分转移给自己父母养老，这样抚养出众多高收入孩子的父母，就会获得较高的养老收入。低生育率长期持续下去，整个养老体系面临崩溃。要缓解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经济奖励政策来抵消养老社会化对生育意愿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