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等五部门上周五联合发文，就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提出了“堵邪路、开正门、强管理、促发展”的总体要求，给“疯长”的同业业务来了一次“点刹式换挡”。相关数据表明，到4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比重已接近总资产的20%（十年前不到6%），总量规模已达到贷款资产的三分之一。当下，在广义货币（M2）持续增长的大格局下，金融生态呈现出的“直接融资比重下降、间接融资比重上升”趋势，以及在间接融资中“贷款类资产相对萎缩、同业类业务绝对疯长”现象，需要认真反思和高度警觉，并通过政策引领、监管引导和市场调整让其回归理性。

　　我国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起步于1985年的“武汉市商业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变，由当初的简单拆借资金功能，发展成今天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市场“禁脔”，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既与社会经济、金融的大发展、大转型密切相关，又与“发展+转型”背景下选择的商业模式、体制机制、发展手段和业务目标等紧密相连。推动这一融合的主要动力，是同业业务的基本属性实现了由“流动性管理工具”向“盈利性实行手段”的逾越和变化。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同业业务以“理财业务、资金池业务和通道业务”为载体，实现了在“结算、负债和资产”三大业务领域的交融贯通和左右逢源，“集合理财、委托贷款、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代理付款”等悄然成为同业业务的主角，原本以资金“平衡头寸”存在的同业业务基因已成“失皮之毛”。这一过程形成和构成了同业市场“逐利属性由低到高，交易过程由简到繁，业务内容由少到多，风险程度由小到大”的基本特征。

　　快速发展的同业业务，在便利流动性管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业务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其隐含或潜伏的问题甚至危险不能小视：一，正在成为环境条件不相匹配的“膨胀体”，主要采取“以新易旧”的方式推出业务、稳定客户，以模糊业务边界和混淆类别性质的方法，放大规模杠杆。形式上似乎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实质上处于一种“别扭”的生存格局之中；二，正在成为越来越封闭的“自转体”，体现业务的财富效应主要落脚在资金的“左手换右手上”，“虚拟市场做实和实体经济做虚”之势更加突出；三，正在成为更难看清的“真空体”，在加快业务内容和手段的变化中，利用监管制度与效力的滞后性，频繁换“行头”，让相对静态的监管客体难以找到确切的“坐标”。而且还时常以创新的说辞，为不受约束的监管找理由；四，正在成为转移风险的“漏斗体”。我国商业银行在爆发式增长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业务对象、品种、期限和金额错配的现象，同业业务为这一状态的风险过渡、转移和溢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担当了平衡业务结构、稳固客户关系、规避市场监管等特殊、诡谲的角色。

　　让“疯长”的同业业务回归理性，笔者认为，关键要把握住“流动性管理工具为主、兼顾盈利性实现手段需求”的基本原则，以“标准化控制手段约束盲从冲动性业务行为”的基本思想，不断平衡同业业务发展与金融机构其他业务发展的关系，不断加大同业业务信息透明公开的力度，持续推动同业业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