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中国小说的读者会知道，计文君是青年作家、文艺评论家，她的小说《天河》《飞在空中的红鲤鱼》《剔红》等影响颇大，她的学术著作《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成果。

　　然而，计文君仍在尝试中，这一次，突破的尺度有点大，她成了音乐剧编剧，而推出的作品居然是《摇滚·西厢》，即用摇滚乐的形式，重新阐释经典。

　　《西厢记》的柔美，如何与现代摇滚的喧嚣结合起来？如此尝试，能否打通现代人与传统经典的区隔？在研讨会上，《摇滚·西厢》得到了陈晓明、张柠、丛治辰等学者的一致好评，为进一步解读该剧，《北京晨报》专访了计文君。

　　为何跨行做编剧

　　从形式看，这次跨界比较大，但从内容看，跨界并不大。

　　我一直在做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对它有情怀。音乐剧属流行文化，比纯文学更大众一点，通过这个形式让大家接触到古典文学，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之所以选择《西厢记》，因为昆曲中的原作是一部特别唯美、特别诗性的作品，语言精炼，对人性的刻画也达到了“人情练达”的高度，如果通过我对它的演绎，能探索出一条从古典到现代转化的通路，那就比单纯做一台音乐剧更有意义。

　　这部剧主要面向那些有理想和有严肃文学阅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于密实的氛围中，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也能轻一点，轻一点未必不能抵达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

　　也许有人会问，做摇滚就好了，为什么偏要做《西厢》？

　　因为《西厢记》中包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美学趣味，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样去抒发情感。以文艺评论为例，西方人往往诉诸体系化、理论化，而我们则常常是点评式的。

　　文化基因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它背后是相当复杂的体系，千万不能简单化去理解，比如过去一说爱情，就是西方热烈，东方含蓄，这就容易走入概念化的误区。从文本上看，我们可能是含蓄的，比如《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但其中包含了崔莺莺独特的热烈、勇敢和焦灼，其程度绝不亚于朱丽叶，我们并不是只有含蓄、忍耐的一面，也有狂放、任性、豪迈的一面，不能只看这面，而忽视了另面。

　　当然，谈文化基因并不是要遮蔽现代性启蒙，而是说要坚持文化多样性，我始终觉得，单一是灭绝的另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保护传统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不能把传统转化为活的故事，传统就会被埋入故纸堆，变成研究者、偏好者们的玩具。

　　现代人读《西厢》有什么用

　　《西厢记》中的精神，与现代人自我尊重、追求自由的愿望不完全相同，但它包含着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即自然与人生的“互文”。在古人看来，个体生命与自然变化相对一致，写春天美好，其实就是在赞美爱情，而对自然的理解，也就是对生命的理解。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我不想说“天人合一”，因为这么一说，在感觉上就不那么微妙了。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身边自然环境渐渐稀少，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人为主”地去看问题，与大自然实现沟通的能力日渐退化。

　　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他们对《西厢记》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其故事的梗概，但不太知道其肌理。

　　选择《西厢记》，确实有一点冒险，我希望能相互成全：一方面，通过名著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这个剧；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剧，吸引更多人去深入了解《西厢记》。

　　其实，在名著基础上再创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比如1958年田汉先生也曾改编过《西厢记》，是为张君秋量身定做的，过去《西厢记》是红娘戏，荀派较擅长，在田汉笔下，崔莺莺被重新塑造，成为主角，最终奔向自由，这与董解元设计的去找白马将军的结局完全不同，已经转化成为一个“从爱情到革命”的寓言。

　　《西厢记》的故事不断被上演，对观众来说不再新鲜，甚至让人觉得“情节上不太精彩”，但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在于其内核，即“艳”，它被历代作家发扬光大，但“五四”后，这些肌理的部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而被抽掉，转而突出了“反抗”的主题。总之，传统究竟是化石还是骨骼，取决于能否使其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