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利用人口规模来解释复杂文化的出现和发展由来已久。4月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刊发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人口学理论假设表示质疑，并提出了相应的证据。该研究成果由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教授马克·科拉德（Mark Collard）、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威尔·罗布洛克斯（Wil Roebroeks）、澳大利亚拉伯筹大学副教授理查德·科斯格罗夫（Richard Cosgrove）及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克里斯特·维森（Krist Vaesen）合作完成。

　　研究人员为什么对已被广泛接受的假说产生了质疑？该研究对于人类文明起源有何启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人口学假说建立前提不合理

　　文章中提到，考古学家发现，许多复杂的文化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得较为突然，如4万年前出现了抽象、写实艺术及音乐器具等。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在试图对这种文化复杂性突现现象做出解释，并由此寻找人类文化的起源。此前，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解释模型表明，人口规模是导致文化复杂性变化的主要因素。这种主导理论认为，人口规模决定社会发展及保持文化复杂性的能力。由于人口规模不断壮大，群体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才华横溢的人，因而，人口数量越多的群体越有可能出现复杂文化。然而，研究人员表示，人口学假说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人口学假说建立在不合理的假设前提下；第二，人口学假说的推论与考古学、民族志研究证据不符。

　　谈及新研究的动因，维森表示，“最初，我们只是对基于人口学的解释模式产生怀疑，人口学的解释模式来源于人口遗传学，并直接将生物学方法用于文化研究，在我们看来，这其中存在一定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解释模式的缺陷也愈发清晰。我们发现了其在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例如，科拉德提出民族志证据反驳了人口学假说；罗布洛克斯和科斯格罗夫提出，在全新世时期，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人口减少并没有导致文化衰落。”

　　维森表示，人口学假说解释文化复杂性突现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人口学假说提倡的人口规模与文化复杂性间的关系只存在于某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对现有考古证据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数据支持人口增长直接影响现代人类行为出现，也无法说明人口规模大小对社会科技创新速率产生直接影响。”

　　寻找文化复杂性研究新方向

　　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迈克尔·彼得拉利亚（Michael Petraglia）表示，文化复杂性突现现象依然是困扰学界的未解之谜，考古学家可能需要重新寻找方向。人口学假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易于理解。然而，由于文化演变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因此需要复杂的答案，但尚无令人满意的解答。

　　维森表示，人口学假说在该领域根深蒂固，但如果这种假说并不合理且影响范围较广，有可能会阻碍学术进步，希望此次研究可以起到引导理论方向的作用，寻找到能有效地解释文化复杂性突现现象的理论依据。

　　英国莱塞斯特大学考古学教授莎拉·塔罗（Sarah Tarlow）表示，该研究对于研究人类起源以及文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今后的理论方向展望，维森表示，目前他对文化复杂性突现现象并没有理论定论，“对于推动其产生的因素我们可以有所推想，如分工的出现、宗教因素、促进合作的制度和规范。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寻找学术证据，对理论进行验证，佐以确凿的证据，而并非仅仅提出一个假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闫勇 实习记者 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