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年4月6日刊。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几年前，在亚洲，一位骄傲的校长带我参观了他那座巨大的、设施先进的大学。同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相称的，是他身边的两位年轻保镖，他们高大魁梧、西装革履，对于他们，我所知的只是夹克衫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称赞完他新建的闪闪发光的商学院和该国最先进的管理研究所后，校长停顿了一下，允许我说几句恭维话。当时我却评论说他的学校里似乎没有什么批判研究专业。他困惑地看着我，好像我在问他每年授予多少钢管舞专业博士学位一样，之后他非常生硬地回答说：“我会听取你的意见。”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件什么尖端科技，轻轻弹开它，并向它说了几句简短的韩语，可能是“杀了他”之类的。一辆有板球场那么长的豪华轿车开来，校长被他的保镖簇拥而入后，车子扬长而去。我看着他的车在视线里消失，猜想着他的处决令什么时候执行。

　　这件事发生在韩国，但它可能也在这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生过。从开普敦到雷克雅未克，从悉尼到圣保罗，一件就其自身来说比得上古巴革命或者伊拉克入侵那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展：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大学慢慢死掉了。大学，在英国有800年历史，历来被讥讽为象牙塔，这种指责总有几分道理。但它们在自身与社会整体之间建立的距离，一方面起着作用，一方面又瘫痪了。在狂热追求短期实用而无法自我批判的社会秩序中，大学反思其价值、目标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当产生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巨蟒乐团（Monty Python）的机构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时，这已然危急的距离正在消失，以至于快要完全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