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化近日发布公告称,已确定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组,并引入社会及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项目的财务顾问,该项目财务顾问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集团、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银行集团组成。

　　央企巨头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将在6月底至7月初公布向民资、社会资本、外资开放的细节,对销售板块业务计划引入30%的民营社会资本。据媒体报道,已有多家民企表达兴趣。

　　事实上,不唯中石化,近期关于大型国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传闻层出不穷。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论述的最好注脚,也将让国企改制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不过,从民营企业家对新一轮国企改制的态度可以看出,两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未打消,这种不信任感,来自种种有形的约束和无形的“玻璃墙”。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该集团参与过20多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自己坚决不会进入。

　　去年,计划投资110亿元、建设周期3至4年的川南城际铁路项目,曾公开表示对民间资本开放,且没有对民资占比作出约束。但到半年引资期结束,并无民间资本愿意加入,这令涉事地方政府和铁路部门颇感尴尬。

　　民资的不信任感和历史上民资的遭遇直接相关。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经过短暂繁荣,但到九十年代初,出现过不少民营企业主将资产无偿交给集体。此后十余年,民营经济得到制度确定并再现繁荣。2004年,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国进民退”,民资在政府干预下频频退出。

　　民企的质疑是,民资作为小股东与国资混合,根本没有管理权,这和原来的国有体制一模一样,民资进入的意义只能是财务投资,在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岂不成了“鸡肋”?

　　舆论认为,民资最担心的是国资“一股独大”,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处于绝对控制地位,这是不是会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如果这样,民资参与其中不仅没有话语权,还会遭到大股东转移资产等利益侵害。

　　但是,影响民资信心的,不仅仅是控股权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事任命、企业决策、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的问题,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众多股份制企业的形成,其中许多股东根本不谋求控股股东地位；所以,民企不敢贸然伸手的原因,可能更多是担心成牺牲品。如果认真追究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对现在资本市场的规则存有疑虑,害怕“玻璃墙”。

　　现实层面看,我国对国资存在优先保护,在大型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时,国有资产会比民营资产更容易受到保护。今年3月份发生的“11超日债”违约事件,打破了债市“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但因违约主体是民营企业,此举仍被业界质疑“双重标准”。

　　但是,在多数单一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企业,多会遭遇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国资的“专利”,放在民资身上也一样存在,这正是股份制能发扬光大的现实原因。根本而言,一切市场改革的最终目标,都应以实现市场资本的同权同利为目标。

　　应该看到,混合所有制多年无法突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在民资是否获得国企经营控制权,核心问题是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权利不对等,这是民资作为小股东权利无法获得保障的最根本理由。这就需要建立与现代产权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如果不从身份认同和均等待遇入手,解决国资、民资责权利“两条线”的现状,混合所有制主导的国企改制,恐还会停留在“知易行难”的讨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