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使欧洲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必须发展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合作形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康德关于永久和平及“和平联盟”的构想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数十年的发展，一个超国家联盟在欧洲建立起来。不遗余力地推动欧盟的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一直把康德引为欧盟实践的主要思想资源，呼吁欧盟扬弃欧洲中心主义，追求康德“世界共和国”的理想，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然而，近年来欧盟遭遇了一系列困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持续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裂痕；而英国作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更是于2016年6月通过了脱欧公投。不少观察家悲观地预言，欧盟前途暗淡，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走向解体。此时，康德的有关思想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盟的现实，并展望它的未来。

　　在1784年的论文《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康德首次提出了国际和平及和平联盟的构想。后来，在《判断力批判》《论永久和平》《道德形而上学》《学科之争》等作品中，这一构想得到了反复强调。在18世纪80年代，康德所构想的和平联盟相对于其成员国拥有很大的权力，他甚至提出了“世界共和国”这一概念，90年代以后，所构想的和平联盟对其成员国的权力要弱些，但它的基调始终没变：这个“和平联盟”并非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而是一个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康德的上述构想并非臆测狂想，也不只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康德在提出“世界共和国/和平联盟”概念的同时，还构想了实现它的具体条件。

　　从人性构成的角度说，要走向“和平联盟”，需从人性的现实条件出发，运用人已有的诸种心性禀赋即可。康德把人的禀赋粗略地分为两类：非社会化的属性、社会化的属性。前者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体现为一种自由的任意；后者处理的则是与他人合作的问题，展示出的是理性的能力。在前者的支配下，一个人提出自私非分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遭到另一个自私个体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