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创新的边界在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边界就在于此。

　　“先行先试”“政策创新”这些提法已在政府文件和媒体宣传中多次出现，显示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共识。那么，如何先行先试？行政决策，特别是重大行政决策，一旦试错了怎么办，能不能加以免责？免责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即“试错权”问题。政策创新总是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不会禁止犯错，改革应该具有试错的权利。但凡事总是要有一个边界，跨越了这个边界，就需要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尤其对重大行政决策中出现的问题更是要责任倒查。那么，这个边界在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边界就在于此。所谓试错权，说到底还是一个法治程序问题。当结果无法预见的时候，程序就会成为有效的间接控制手段。

　　公众参与。由此会联想到程序公正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几个世纪以前就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希伯特（John W.Thibaut）和劳伦斯·沃克尔 （Laurens Walker）被视为程序公正的研究先驱。他们将心理学理论与有关程序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开创了程序正义的研究领域。希伯特和沃克尔的研究证明，公正不仅表现为结果，而且更多取决于程序。人们会依据决策结果所产生的程序对决策结果做出反应。公正的程序可以让人们觉得，他们的利益会长期受到保护，即使在某一项特定的决策会对某一个人产生不利的结果，但只要有了这种公正的程序，那么在长期和整个的交换关系里面就能够得到公正的保证。实际上，参与是程序公正最大的要素。参与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形成一致的决定，也不是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更不是为了协调个人和群体间的利益，而是谋求给各种观点提供表达的机会。当人们通过参与确认程序的公正性之后，他们甚至能够接受这个程序所带来的于己不利的结果。实际上，一个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应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完全依赖于最专业的知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它可以为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这种公众的参与性，最终要求把我们的行政决策建立在法治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严格的程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