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宫崎庆文等人创建的“中国残留孤儿之家”。本报记者 谢宗睿摄

　　如果不是1994年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寄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封信，闫庆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身边这位年近半百、和蔼可亲的大学教师其实是一个有着纯粹大和血统的日本人。

　　无尽的感恩

　　1947年初，一位日本父亲牵着儿子和女儿，背着刚满周岁的幼子焦急地徘徊在大连街头。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这名嗷嗷待哺的小男孩儿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眼见绝无可能将幼子活着带回日本，这位父亲需要尽快找到一户好心的中国人家来收养这个孩子。终于，经一位路遇的中国人热心介绍，这个孩子来到了闫子余夫妇家中。从此，这个被取名为“闫庆文”的孩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日本亲人。

　　初到养父母家的闫庆文身体十分虚弱，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养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当时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养父母用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家底，花高价买来一点儿大米，每天用小碗蒸给闫庆文吃，而自己却一粒也舍不得入口。

　　也许真的是命中有缘，少年时的闫庆文不仅长相与养母有几分相似，而且养父母丝毫不亚于其他父母的舐犊之爱也使闫庆文对自己的身世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在父严母慈的典型中国式传统家庭教育环境中，闫庆文和所有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学习、成长。

　　1965年，闫庆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在求学的5年间，养父母每个月都会从全家仅有的60元工资中挤出20元寄给闫庆文，以保障他在同学中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从而能够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业上。

　　“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文化程度不高，学历也普遍较低，其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没有养父母对我的严格要求，没有他们倾其所有地来为我从小到大的学习提供保障，我怎么可能考上重点大学，又怎么能够安心完成自己的学业？”养父母在学业上不遗余力支持，为闫庆文此后的人生奠定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