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是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及环境等因素日渐复杂，粮食安全存在的风险和隐患日益突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我国粮食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2004 年— 2013 年，我国粮食产量以年均 2.5% 的速度稳步增长，首次突破 6 亿吨大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结构转变，我国同期的粮食消费增长更快，出现了“丰年缺粮”的现象。据统计， 2013 年的我国的粮食消费量高达 6.82 亿吨，比粮食总产量多出 0.8 亿吨，粮食供求紧平衡状态没有改变。

　　——粮食进口规模增大

　　自 2009 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几年成为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净进口国，且进口量呈现扩大趋势。 2013 年我国粮食进口量总计达 8025 万吨，其中小麦进口 269 万吨，玉米进口 521 万吨，大米进口 234 万吨，大豆进口 5838 万吨。

　　——粮食自给持续下降

　　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 2003 年，我国的粮食自给能力较高，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100% 以上。 2008 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降到 95% 以下， 2011 年下降到不足 90% ， 2012 年已经降至 88.4% ，已经大大突破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 年— 2020 年）》所提出的 “保障粮食等重要食物基本自给，粮食自给率稳定在 95% 以上”的预期目标。

　　未来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粮食需求的扩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一是口粮需求持续增长。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4.6 亿，比 2013 年净增 1 亿人口，如果按年人均口粮 135 公斤计算，届时口粮需求量将至少增加 135 亿公斤；二是饲料用粮大幅提升。随着人们对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的消费量不断增加，饲料用粮快速增长。以 2010 年为例，全年的饲料用粮比 2005 年增加 700 多亿斤，增长 20% 以上，约占国内粮食消费增加量的 2 ／ 3 以上。据相关预测，到 2020 年，我国饲料用粮将达到 2.36 亿公斤，超过粮食需求总量的 40% ；三是工业用粮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价格的提升，生物燃料、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发展迅速，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大幅增加。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资源要素的紧缩和环境压力的增大，给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带来了困难。一是人均耕地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人均耕地 1.52 亩，较 1996 年第一次调查时的 1.59 亩有所下降，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25 度以上的耕地达到 8244 万亩，占到耕地总量的 4.1% 。同时，耕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进一步降低。二是水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合理。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 22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 4 ，每年农业生产缺水近 300 亿立方米。三是气候条件变化多样且影响较大。近些年，我国气候变化频繁，旱涝灾害增多，特别是极端性天气给粮食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增加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生产消费矛盾突出

　　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区域性、结构性矛盾，有待进一步解决。一是粮食产销区域性矛盾突出。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重心向北方转移，在空间上呈现出向泛东北地区和泛黄淮地区集中。全国 80% 左右的商品粮、 90% 左右的粮食增量来自于黑龙江等 13 个主产省区，而广东、浙江等主销区的粮食产需缺口不断扩大，“北粮南运”和“北出南进”的格局得到进一步强化，原来的“鱼米之乡”变成了“无米之地”；二是粮食品种消费结构性问题凸显。比如，大米在口粮消费中的比例大约占到六成，甚至更高。但由于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有所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加大，稻谷供需总量将长期偏紧；三是部分粮食生产者变为消费者。粮食生产有其自然规律，“人为之，天生之，地成之”，而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中心城镇转移，部分农民已经由原先的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后谁来种地？这是粮食生产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种粮效益明显下降

　　一是生产成本增加。一方面与粮食种植直接相关的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另一方面种粮农民的机会成本增加，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增多，直接导致种粮农民的数量减少，粮食种植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二是粮食价格偏低。近些年来，我国的粮食价格增长幅度很小，远远低于其他商品同期的价格涨幅，种粮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水，极大地抑制了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种粮补贴不足。一方面补贴标准相对较低，不足以完全弥补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的差额；另一方面粮食补贴发放的对象是土地承包者而并非粮食的直接生产者，补贴发放的依据是承包地的面积而不是最终的粮食产量。因此，粮食补贴的政策效应有所降低。

　　——产后损耗相对严重

　　粮食的产后损耗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发达国家损耗率较低，发展中国家相对较高。在我国，由于烘干能力不足、储粮条件较差等原因，粮食在收获、储藏、装卸、运输、加工过程中的损耗还比较严重。据有关专家估算，目前我国每年谷物类粮食产后损耗在 5342.4 万吨— 7255.7 万吨，相当于同期国内居民 75 天— 102 天的口粮消费，其折合综合产后损耗率高达 10.8% — 14.5% 。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加大整治改造力度，向“土地”要粮食

　　一是开展土地整治。通过农田整治、宜耕后备土地开发和损毁土地复垦，进一步盘活农业用地存量，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二是改造中低产田。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壤改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作，建设一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农田；三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向“技术”要粮食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要切实加强对稻谷、小麦、玉米等前沿性生产技术研究，通过种质资源创新、分子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农产品的多样性；二是创新管理体制。在宏观管理上，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多部门联席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对重点项目和技术实行联合攻关、集中突破。三是强化农技推广。要切实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加快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公共服务机构，建立起农技专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三方协同互动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机制。

　　——完善粮食扶持政策，向“制度”要粮食

　　一是优化粮食补贴方式。在继续扩宽粮食补贴范围和提高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将种粮补贴与农民出售商品粮挂钩，由按种植面积补贴改由按种粮面积和按出售商品粮数量补贴相结合的办法，补贴对象由土地承包者向粮食直接生产者转移，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保护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完善粮价形成机制。建立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与农资价格协同定价机制，确保种粮农民的合理收益。从长远来看，要根据“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逐步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和实行粮食目标价格制度；三是建立目标价格保险制度。以平均生产成本为粮食保险目标价格设定依据，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保险公司开展理赔，促进市场均衡供应和价格稳定。

　　——树立健康消费理念，向“节约”要粮食

　　积极倡导减量、营养、健康、绿色的新型消费方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科学饮食和健康消费生活理念，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节粮爱粮意识。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推进单位食堂节俭用餐，完善餐饮服务标准和文明用餐规范，深入推进 “光盘行动”，避免餐桌上的浪费，在全社会营造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