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上承中国传统文化,下接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和中国化探索实践成果,对建立国际秩序新理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全新注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发展。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

　　(一)传统文化之源:

　　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最高价值目标,西周末年的史伯对“和"有这样的论述:“和实生物,同在不继”,《尚书》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说法。“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直至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而这种观点已然是从价值观、世界观的角度升华为方法论,以“执两用中”为方法,体现了一种超越两极对立的辩证思维方式。所谓“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样的和谐观里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视角、协和万邦的国际视角、和而不同的社会视角、人心和善的道德视角。对于中国人来说,信守和平、和睦、和谐,不仅是生活习惯,更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以和为贵,和衷共济,这些超越两极对立、包容多样性、“仇必和而解"的智慧对化解文化冲突、民族矛盾具有深刻的价值。

　　除此以外,和合观里还有一层天人和合的智慧,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秉持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式的生态伦理智慧,以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为基础,表达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一统的诉求。 “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倡导把人看做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在实践中达到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权利与义务、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¹这“四大”既不冲突,也不杂乱,体现中国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绝非简单粗暴地宣称人是万物的主宰,反而井然有序和谐统一的将人放到宇宙整体中来看待,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要尊重天地万物自然存在的状态及其运行规律,尊重其他物类的存在权,使人与自然和谐益彰。这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对于我们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有重要的意义。

　　(二)哲学思想之源:

　　1.基本理论的哲学包含。

　　共生是指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人除了独立性和主体性等属性外还具有能群居的合群性与共生性的特征,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劳动的发展最终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结合,必然需要适应越来越多的互帮互助和共同协作才可以应对的场合,而人也渐渐在对资源的依赖性和种族延续性下,构建起如家庭、家族、公司企业、种族、国家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结合形式”,并且使“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同体。其内部成员不仅与所处的“社会结合形式”唇齿相依,而且彼此之间也呈现出一种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依赖状态,这种个体性与整体性对立统一的关系,核心是“双赢”和“共存”,就是通常讲的互利共生,阐述任何行为体的个体性发展必须面对社会发展的整体适应性要求的哲学抽象。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当今社会各个国家主体不仅必须承认与尊重他者,而且还需具有悦纳他者发展的包容性。既寻求权力、利益,又要讲求道义。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共生哲学理念的合理发展,也是国际关系包容共进优化选择的现实可能。